王　烈

还是在去年年底，一位做外科大夫的朋友告诉我，他从Internet网上得知。美国医学界正在进行“器官移植伦理学”的讨论，具体一点说，就是移植的器官会不会改变患者的性格。最近，《读者》杂志转载了一篇“性格会随器官移植吗”的文章，其中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我决定——

一

1996年12月17日，患晚期肝硬化的何秀英在南素鼓楼医院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主刀者是国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丁义涛教授，他和他的助手们采用“背驮式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的手术方式，成功地为她换了一个健康的肝脏。从手术到现在，新的肝脏已经在她体内生长了半年，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呢?她在术后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异常改变呢?1997年6月5日。通过院方的安排，我在鼓楼医院21病区特护病房见到了她。

采访前我一直在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能将心肺移植手术和肝脏移植手术等同看待吗?二是心、肺、肝是“性格器官”吗?

1988年5月，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为47岁的西尔维亚做了心肺移植手术，术后她出现了明显的性格改变。手术之前，她从不喝啤酒，也不喜欢吃炸鸡，奇怪的是术后她对这两样东西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后来了解到，捐献心肺者在生前就喜欢吃这两样东西。西尔维亚坚信，随着心肺移植，她获得了器官原有者的许多本性。

由于心肺移植术在我国还未正式开展，我们还不能找到类似的情况进行对比，或许也不能同等看待心肺和肝移植这两种手术，但是，随着人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手术技术的提高，肝移植手术的例数也会越来越多，单独了解一下这种手术术后病人的状况还是有必要的。

另一个困扰医学界的话题是，心、肝、肺与人的情志、性格到底有没有关系?

如果你问医生：“什么器官决定人的情感、性格和思维?”大多数医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大脑。”不过，如果你去问一位中医师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会不同，因为祖国医学认为人体中主管精神活动的器官除了大脑外，还有心和肝。具体说来是“心藏神”，主精神、意识、思维等活动(《素问》)；“肝主疏泄”，能调节某些情志活动，所以“肝喜条达(舒畅)而恶抑郁”(《灵枢>)。对祖国医学的这种观点，西方医学一直持不同观点，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实验数据，没有统计学上有意义的实验结果的支持，谁也不敢承认心和肝是“思维器官”。

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美国心肺移植术的开展，人们逐渐发现，心脏、肺与人的性格也有密切关系。有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在接受心脏移植的人当中，有34％的人觉察有“性格转移”的迹象和体验。当然，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因为“性格”这种存在方式只可以定性，而不能定量，况且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人为因素，比如有的患者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性格的改变，这就影响了结果的准确性。现代医学的进展，已经证实了祖国医学中关于“心藏神”的说法，那么，肝脏到底是不是“性格器官”呢?虽然中医认为，肝与人的情志、情绪有关，民间也有“大动肝火”、“肝胆相照”等情绪性的描述，但我们仍然不敢说肝脏是“性格器官”。

二

52岁的何秀英看上去还很年轻，或许是经历了一次大手术的缘故，她显得清瘦柔弱，不过她丈夫老马说：“她比手术前胖了，如果不进行手术，你今天或许就见不到她了。”

何秀英原来是金陵机械厂的职工，在一次体检中。她发现自己患了乙型肝炎，以后也没有太在意。1995年以后，她觉得越来越吃不下饭了。人也随之消瘦下来。1996年，她多次发生食道静脉出血，这是肝硬化晚期的“门脉高压”症状，5月份在院方和家属的支持下，考虑做肝脏移植手术。经过差不多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她又经历了两次大出血的考验，终于在1996年12月17日度过了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前给我打了一针，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何秀英回忆道：“醒来的时候我只觉得身上插了许多管子，也不知道有没有做过手术，我问护士，护士说手术已经成功了，你已经睡了三天了，我这才放下心来。”

记者问：“换了肝脏您有什么感觉?”

何秀英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切都和过去一样。”她丈夫老马说：“她现在用的抗排异反应的环孢素份量也不是很多，看来移植肝对她影响不大，她的身体能很好地适应它。”

记者问：“手术后您的生活规律有没有什么改变?”

何秀英说：“基本没有。我过去就喜欢早睡早起，现在也是这样，一般是晚上9时睡，早晨4时～5时就醒了。”

记者问：“您的饮食习惯有没有变化呢?”

何秀英说：“没有。原来我喜欢吃素，现在也是一样，口味没有太大的变化。”我问：“那在术后您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呢?”她笑了笑，说：“就是有一阵子想吃烧饼和油条。”老马补充说：“谢主任(指鼓楼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谢敏，他是丁义涛教授的助手)不让吃，因为食管静脉很脆弱，这种坚硬的东西是病人禁忌的。”

“那么，她过去喜欢吃烧饼、油条吗?”我问。老马说：“也谈不上喜欢，烧饼、油条是大众食品，过去偶尔也吃吃。”由于我无从了解捐肝者生前的喜好，关于烧饼、油条的问题只好就此打住。

接着，我把《读者》上那篇文章的意思告诉了他们，并说明我的这次采访并非猎奇，而是想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世人，给以后的医疗工作作一参考。何秀英和他的丈夫表示理解，老马说：“我和她生活了这么多年，对她的脾气、性格十分了解，我觉得她没有什么改变，连那种唠唠叨叨的性格也没变。就拿前几天的一件事来说吧，她叫我带针线来缝纽扣，我没答应，穿的衣服少个扣子有什么关系，可她还是反复唠叨，你看，这脾气一点也改不了。”

老马还阐述了一个观点：“心和肝是两码子事，可能移植心的人会有性格改变，而肝移植的人不会有什么变化。”人常说，知妻莫若夫。何秀英和老马的意见，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是不是能下这样一个结论，肝移植肯定不会改变人的性格呢?专家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三

虽然我和丁义涛教授很熟，但是在医院里还是未能找到他。后来从电话中得知，他去江苏省人民医院参加一个论文答辩会了。他说，在答辩会上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器官移植术后患者在精神、伦理、性格方面的变化，是目前全世界外科学界密切关心的话题。

丁义涛教授认为，这种精神、伦理方面的改变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因移植器官的不同而有一些差异罢了，比如心肺移植术的病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比其他器官移植术的病人要多一些。他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1出现情志改变的情况，与手术后的时间、病程的长短有关，比如有的病人会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慢慢地发生性格改变，但是。并非人人都会发生。

2这种改变与排异反应有关，排异反应严重的患者，情志改变的情况也多一些，反之亦然。

3这种改变与异种移植有关，所谓异种移植就是用动物的脏器移植给人类，采用异种移植时，病人的性格改变十分明显。

4这种改变与多器官移植有关，如果患者同时接受两个以上器官的移植，那么，他(她)性格改变的现象就会多一些。

5这种改变还与周围人对他(她)的态度有关，每个人的性格、情绪总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丁义涛教授建议我采访一下谢敏主任，因为何秀英术后的治疗工作大都是由谢主任负责的。当我向谢主任提出这个问题，他直摇头。连说：“很难回答。”我请他仔细回忆一下，他考虑了一段时间说：“总体上来说，何秀英在术后并没有特别的改变，但如果说一点没有也不一定。我不是精神科的医生，对病人性格的判断不是很准确，因为精神科医生自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分析方法，而我们没有掌握。比如，听说她原来在家里相对来说不喜欢对什么事情作主张，现在喜欢自己做主，例如坚持要家人刷一下住房的墙壁等等。显得很固执，但我不知是不是能说明什么。我们在这次手术前，到澳大利亚学习过，他们的手术和我们一样，是由外科和内科医生协同作战完成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医疗小组中多了一名称为‘协调员的角色，协调员必须是由有执照的精神科医生来担当的，他的工作是负责术后病人的精神治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肝移植的病人也可能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至于何秀英，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是今后应当重视的一个课题。”

四

和何秀英及老马告别的时候，我衷心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她笑了笑指着胆囊造瘘管说：“过几天这根管子拔掉以后，我就可以出院了。”

是呀，医学的发展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早些年谁能想到还能给人换肝呢?!万一过些年又出现一个换脑袋的，那么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生命无止境，科学亦无止境，正如一首诗所说：人怎样选择生活，生活就怎样选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