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墨

依普通人眼光来看，葛优外形之不尽人意之处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那副瘦弱的离伟男相去甚远的小身板，那颗虽然智慧但未见得能受到中国女性青睐的秃脑门子，那双有时特诚恳、特善良、特小心翼翼、特唯唯诺诺，有时又特狡黠、特阴险、特坏的牛眼睛，都是造物主有意与之作对，曲意捏造、作弄戏耍的结果。

比之葛优的外形，他的内在之“劣”，一般人难以发现。而在我这个于葛优的无名时代就采访过他的“老记”来说，却有所了解。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缺乏自信。

葛优早先演的都是一些跑龙套的小角色，拍出来在银幕上活动两分钟就完了。所以，他很不拿这些小角色当回事。有一阵子；他甚至想，自己总不能老跑龙套吧，可是，不跑龙套，自己又能演什么呢？想到这些，他便想退出他原来所在的全总文工团，换个行当，比如去做个买卖，或者去当个国家公务员什么的。秦始皇帝出巡，年轻的项羽夹杂在草民堆里，却口出狂言：“彼可取而代也。”这是何等的自信！相形之下，我们的葛优倒是有点儿自卑了。

对能不能当好演员压根儿就不自信的葛优，跑起龙套来，当然也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到了现场，只当是玩票，先就不把自己当什么演员看，演起戏来，连正眼注视对手都有点怵了。

还是讲授过“马尾巴的功能”的资深的葛老爷子看出了儿子的毛病，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道：演戏的第一步，就是学会用自己的眼神与对手交流。还有，万丈高楼平地起，当明星要从跑龙套开始。别小看一个小角色，其实他比主角还难演。主角可以通过一次又一次在剧中反复出现来给观众加深印象，人物的性格也可以通过不断刻画渐次达到丰满。而小角色只几分钟，在观众面前晃一晃就过去了，如果这几分钟的晃一晃能让观众记住你，那就是功夫，是只有大师才能做到的。

葛优瞪大眼睛看着父亲，他第一次明白了龙套之于大师之间居然还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于是，他慢慢改变了跑龙套时的心态。以前他觉得自卑，觉得比别人矮一等。现在，他觉得这也是正经演戏，演好了一样是大师级的。就这样，有大师在葛优心中蹲点，他的目光就不再散漫，一扇通往心灵的窗户终于在观众面前迟迟疑疑地打开了。

尽管如此，他的不自信还是时不时要流露出来。直到日后成了大明星，有了令人眩目的明星光晕作遮掩，他才觉得自己本就是当明星的料。他是由成功撑起自信的。

葛优另外一“劣”，便是不善于言辞。还是在好多年以前，我曾经与葛优下过几盘围棋。结果，都是以他败北告终。前两盘棋输的时候，葛优还颇有涵养，摸摸脑门子，说声再来，把棋扫到一边，就捏着棋子重新码子。等到第三盘下至中盘，我说声叫吃，随手就去提他那一大块棋子。这时，葛优终于忍不住急了，瞪大眼睛，叫道：别别，怎么，怎么就这样吃了。说话的语调，竟有些结巴了。

前年在广州，葛优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那时，他正演完张艺谋新片《活着》而被广为关注，所以，一在花园酒店出现，便被记者包围。等到签名照相的热闹过后，我便在安静处叫他。他认出是我，过来与我相见，握了半天手，也只说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四六的话：来了？就不再言语。这就是葛优不知是贫乏还是丰富的表达。

葛优有一句“名言”：“我知道我很傻。”这是破释他成功的密码。

俗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放眼我们的演艺界，目及之处，无不自诩、标榜自己是天底下“最好的演员”，谁又会说“我很傻”呢？而恰恰葛优说了，说得郑重其事、严肃诚恳，跟真的似的。这是一种自嘲、戏谑、反讽、幽默，还是真正的自知之明？

真傻子是不会说自己傻的，就像真醉汉不会说自己喝醉了一样。唯其真正对自我有深入了解的聪明人才会发现自己的傻，才会对“傻”作出相应的改造和修正，才会用聪明来把握“傻”，使之成为有益于自己人生和事业的东西。聪明，在它不仅仅知道聪明，同时还知道“傻”的时候，便上升成了智慧。

葛优言“傻”，是把“傻”作为对自己表演的定位。“傻”代表着低于观众的智力水平，是观众取笑的对象，这表现在银屏上，就只能是黑色幽默或者灰色幽默的风格。这样的风格，使得葛优不适合演板正的正面人物，也不适合扮演陈佩斯那样夸张得跟闹剧一样的形象。因为葛优独特的“傻”，“傻”得还有点可爱，他可以演平易近人的小人物、普通人；因为他“傻”得还有些凶险和狡猾，他可以演一些让人觉得可憎可恶而到头来是可笑的坏人；还因为他“傻”得有几分冷峻的幽默，他可以演滑稽而又可怜兮兮的角色。从葛优的演艺实践来看，《编辑部的故事》《黄河谣》和《秦颂》，分别代表上述的三方面人物类型。

葛优对自己“傻”的认识，是对自身“劣”处的自省。唯其外形不好，缺乏自

信，便可以“傻”卖“傻”。“傻”往可爱里走，可以让观众更觉亲近；“傻”往滑稽里走，可以活跃戏的气氛；而“傻”往冷幽默里一走，葛优的大脑门子即刻充满智慧，成为给观众带来欢乐和喜兴的一种标识。

于是，葛优举着他那颗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反正总能调动人们笑神经的脑门子，走近了观众，走进了观众。

葛优在“我知道我很傻”的自我评估和判断中，把他自身的所有“劣势全部转化成了葛优所以成为葛优的长处。于是，葛优的“傻成了一种个性，成了一种以艺术的眼光来看是美的存在。

这样，葛优就把他自己同所有别的演员同行区别开来，成了一个银屏上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号。

葛优知道他自己很“傻”，是因为他不傻。

葛优把自身的“劣”势转化成优势，使之成为一种表演个性的最好的例子，便是他在《编辑部的故事》中演的李东宝。这是一个老幼妇孺各行各业都基本接受认可的角色。一个角色，能让某个阶层，某类性别，某个年龄层次的观众认同接受已属不易，而能达到向李东宝一边倒的效果，便跟葛优表演个性的魅力很有关系。

在《编辑部的故事》中，葛优的表演个性魅力，不单单来源于他的“傻”，而是汇聚了积淀在他心理结构中的宏阔的当代北京都市文化。这是他表演个性魅力的支撑点，是他所饰人物吸引观众的深层缘由。站在这个文化搭建的舞台上，葛优把文化——人格——个性，融于李东宝一身，使之成为具有一定文化内涵，同时又能使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由对文化的认同，进而到对人物的认同和接受的“这一个”。

能够以当代北京都市文化为依托去展示他自身的表演个性魅力，这是葛优的幸运，同时也是他的悲哀。葛优假借文化的内力来演戏，他无形中就有了文化的负担。有了这种负担，他在演李东宝之类人物时，会如鱼得水，活灵活现；而一旦演脱离了这一文化背景的人物，他就要竭力卸去这种负担。唯其文化内涵已经成了他的标识，他即使要卸去文化负担，也并非易事。由是，作为演员，他就可能会与规定情境产生冲突，其结果是使他本来具有的表演个性魅力在具体角色上得不到充分发挥。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秦颂》里葛优演的乐师高渐离。这是一个生活在历史封尘中的人物，由于旷代久远，他的文化背景在剧中便只能是虚拟的，不确定的。在这一规定情境中，葛优明显地被抽象了，他的表演个性魅力失去了特定的文化背景，角色就多了几分苍白。所以，孤立地评价这个角色，倒也无可厚非，但比起李东宝来，高渐离有点像玩偶。

再不妨拿葛优横向地与王志文、李保田作比较。

王志文南北交融的文化背景，使他对角色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所以，他一忽儿在北京演《皇城根儿》《无悔追踪》，一忽儿到江南演《家丑》《红粉》，又一忽儿干脆在沪上舞台上演《归去来》。当代北京都市文化虽然给王志文留下了烙印，但并没有完全化作他人格和表演个性的内涵。所以，在《皇城根儿》里，王喜再怎么像北京人，在明眼人眼里，也是演出来的。而李东宝，再怎么不演，他也是明明白白的北京小伙子。特定的文化背景对两个演员作用的深浅不一，程度不一，这也就造成了对两个演员表演的不可避免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如果说王志文的文化背景是南北文化的交融的话，李保田的文化背景就是他自己——这跟他的生活经历和与众不同的个性有关，值得另写文章。所以，在《宰相刘罗锅》里，他无须推卸某种文化背景给他造成的影响，他只要挖掘他自己就是了。比较刘罗锅和高渐离，前者是开放自我，后者是压抑自我；开放是因为无所顾忌，我就是角色，角色就是我，压抑则是怕特定的文化背景从自我中流露出来，造成人物与环境的不谐和。

至此，葛优在显示出他长处的同时，又一次暴露了他的“劣”处。他以特定的文化背景展示了作为演员的个性魅力，但同时，文化又成了他的拖累。他时不时要把文化带到他所饰演的角色身上去，这就有可能使角色与环境产生矛盾；而要褪尽他身上的文化特质，他的个性魅力便会因缺少依傍而或多或少失去一些亮色。

这是摆在葛优面前由他的“优”和“劣”转化出来的矛盾。

这里插一段未经证实的笑话。葛优开着他的“宝马”在十字路口闯红灯，被警察拦住。葛优探出脑袋指着紧随其后的一辆夏利对警察说：找我的经纪人去。于是，经纪人便跟警察交涉，葛优的车只好停在十字路口。如果要把它拍成电影，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画面——回去已不可能，那么，向前开，是走他现在的路子；向左拐，是疏离当代北京都市文化，重塑他表演的个性魅力；向右拐，便是继续融入原本游刃有余的文化背景中，做一个“文化”演员。

方向盘在葛优手里，就看他驶向何方了。

责任编辑：赵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