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自有科举制度，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分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然而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杨国强著文《清代的功名与富贵》(《史林》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分析了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富与贵的不对称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当时吏治的诸多盘根错节的影响。

杨国强认为，那些最终爬完功名的天梯而成为社会翘楚的士子，大多经历了游学游幕或以星相巫卜谋食的阶段，然而翎顶补服的光焰背后，也仍然常常见出局促。众多京官以举债为常态，表明这种状况在京官尤甚。“清贫的高官”固然是以个人的贫困显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与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极品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然而苛薄能够磨砺道德，也能够消磨道德，“因此京官多穷并不同义于京官多廉”。久作京官的李慈铭在日记中所描绘的京城官吏社会相表明，为可怜的利欲所驱使而淹没了廉耻与自卑，有清百余年来京官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