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巧林

汪丁丁先生在一九九七年第二期《读书》上对“经济”一词进行了“原考”。因职业关系，笔者一直对经济学的有关基本问题很感兴趣，故仔细拜读了汪先生的大作。我感到对经济一词进行原考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在汪先生以前就有人做过这一工作，同时也对汪先生想通过原考在中国实行“经济学的语言学的转向”的愿望深表理解。但是，窃以为汪先生的原考还存在不足甚至可以说有误，而汪先生的原考对他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意义重大，故对此不足和有误的地方不得不提出来与汪先生相商。

第一，汪先生认为“似乎最早将‘经济二字联用的是诗人杜甫”。笔者查阅了《辞海》和《辞源》。《辞源》指出，《晋书·殷浩传》中有“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笔者在《晋书》卷七十七中查到了这段文字。因此，“经济”二字连用最早是在晋朝，而不是唐朝。至于还能不能再向前推，还望高明指点。

第二，汪先生经过考证，认为中国“经济学”有双重涵义：即“经义之学”和“利益关系”，从而推论：“所谓‘义利之辩，其实是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的问题之一。”但是中国古代的“经济”一词是否有汪先生所说的涵义是值得怀疑和推敲的。从古汉语来看，学术界基本上是公认古汉语的“经济”没有现代所谈经济的涵义，相反它的涵义与现代所谈政治的涵义基本相同(为了将古汉语经济和现代汉语经济区别开，以下古汉语经济都加引号)。“经济”也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简称，它的涵义是指治理国家，管理百姓，这都是属于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