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联合

也许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万历十五年》和《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是不能归为一类的。但是，就它们都希望或者已经摆脱了传统史学著作“史料十结论”的写作模式而言，三者则是一致的。它们所共同关注和试图再现的，乃是由那些早已消逝了的人、物、事交织起来的社会生活。至于所谓的历史规律，作者们并不刻意地以书末结论的方式告诉读者，而是试图让他们再现出来的社会生活之“原生形态”自身去述说。

在实现这个写作目标的过程中，三位作者向读者分别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技艺，这也使得我们在阅读三书之后体验到了不同的兴味。

《日常生活》一书，生动地勾描了一二二七至一二七九年间南宋首都临安汩汩漾动着的“生活流”。譬如该书“城市”一章，著者始由蒙元北犯。宋人南迁的大背景起笔，继而写到由此造成的统治者偏安东南和大量人口拥聚杭城，接下去依次便是住房紧张→多层建筑的出现→房租交纳情况→火灾频繁→各项防火措施→为防火而对夜生活的管制……不难看出，著者在写作过程中所遵循的是社会生活固有的内在逻辑。也正因为这一点，著者才能够不着痕迹、“如其所是”地再现彼时彼地的生活场景。

与《日常生活》一书的“生活流”不同，《十五年》采取的是颇富文学色彩的“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即：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追述他们在一系列与他人、与社会制度发生矛盾冲突的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来凸现其迥异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