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早

前人论史，往往史料、史才、史学三者并举，其实三样之中，前面一种是基本，但一部历史著作是否“良史”的关键，端在后两者。因为承平之世，只要作者不偷懒，史料齐备大约是可以做得到的。然而史才史识平庸，对齐备的史料就不免歪曲涂饰，削足适履。从这一点上说，我更赞成多一些“个人化历史”，即使故作怪论，倒也许可以启思引智，即使全无是处，淘汰起来也容易得多。怕只怕集体写作，看起来四平八稳，暗地里偷梁换柱，还要动用“集体的力量”，让它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吕思勉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写于“孤岛”时期的上海，那时图书馆大多内迁，吕先生自己的藏书又多留在沦陷区，很多引征是靠记忆和读书卡片，认真择抉起来，当不乏小疵。而且后来的许多历史或考古的成果，吕先生都没有看到。然而就今日观之，仍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吕先生踏实的治史功力和显著的个人化色彩。

首先让人赞叹吕先生匠心独运的，是他把整部通史拦腰一分，划为《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两部。这样既避免如正史般主述政治而以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为附庸，以至被讥为“二十四姓家谱”、“相斫书”弊病。又不像一般统编教材一样一勺烩，把一条活活的鱼切作几十块。如《中国文化史》又分婚姻、政体、财产、官制、住行、学术等十八章，读上去纬络分明，章节之间却又血脉相连，真正不枉了本书叫做“通史”。

一方面，吕先生牢牢坚持着“言必有据”的原则，注解几逾全文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