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　叟

偶然从近出的某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记述1927年周恩来的事情。那时，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到潮汕地区，遭到严重的失利，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甚至神智不清。同志们历经艰险，把他送到香港治疗。香港的党组织让一个年轻的女同志照料他。这篇文章里写道，在周恩来渐渐病愈时，和这女同志有一段对话，原文如下：

周恩来问范桂露：“你有爱人吗?”范桂露还年轻，有些害羞，轻声地说：“对象是有了，但是还没有结婚。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反动派杀了我们很多好同志，我们就失去联系了。不知他现在怎样……”

周和范的对话虽然都用引号，但是不但可以肯定，这不是原话，而且应该说，在1927年绝没有人按这样的意思使用“爱人”和“对象”这两个词。范桂露的话说得很明确，只有结了婚才叫“爱人”，没有结婚的是“对象”。但在1927年(可以说是在20年代至30年代)，人们所说的“爱人”恰恰是指尚未结婚而在恋爱中的男女，至于“对象”一没有人在这意义上使用它。

“爱人”这个词是在五四运动(以1919年为标志)引起的恋爱自由的风气中出现的。当然这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个词。试看20至30年代的讲知识分子恋爱故事的文艺作品，其中如有“爱人”之词，那就是指尚未结婚的，对结了婚的则用丈夫和妻子的称呼。

“爱人”的含义发生大变化，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其时有大批青年男女奔赴延安。他们从旧社会进入新天地，以革命的情绪对待一切。他们，特别是其中的女性，不愿意再使用丈夫和妻子一类的“陈腐”的、甚至带有男女不平等含义的名词，而且事实上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间并没有称呼夫妻的通用的语言，于是他们就把结了婚的男女一概互称为“爱人”。这几乎可说是带有革命性的举动，不过是无伤大雅的革命，因为其旨并不在破坏乃至取消婚姻制度。因此，这个名称的改变在解放区，首先在干部中被普遍接受，渐渐也被社会接受。结果爱人成为专指已结婚的，反而未结婚在恋爱中的不能称为爱人。那么叫什么呢?——“对象”！

“爱人”、“对象”这两个词被赋予这样的含义，实在是始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延安，渐推及于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各军队。我这样说不免带点猜测，也可能有些根据地并不是受延安的影响，而是不约而同地发挥了创造性。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这样使用“爱人”、“对象”二词，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是只流行在老解放区内的，也就是说，对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是十分生疏的。

所以，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初解放时，不免闹出这样的笑话。一些大学老教授在填写普通的人事表格时，看到除了要填年龄、籍贯等而外，竟然要答复“有无爱人”、“爱人姓名”，禁不住大吃一惊，甚至勃然大怒。

所以，在1927年，周恩来绝不可能问一个女孩子有没有结婚时说“有没有爱人”，这个女孩子也绝不可能回答什么“有了对象，但没有爱人”之类的话。

我写这篇文章有两个用意：

(一)以文艺形式编写历史故事，不免(似也容许)编出当时人的对话。谁都知道，这种对话绝不可能是实录，但总要避免与身份不合，与时地环境等条件木合的说法，以及种种使人一望而知是背离实际的说法。有了这种种不当的说法，甚至会影响全文的可信性。

(二)称已婚男女为爱人虽然好像已通行数十年，甚至于在辞典里也收进去了[注]，但是我觉得还很难说已为社会所普遍认同。近年来人事表格似乎一般也放弃使用“爱人”一词，而改用“丈夫”、“妻子”。在青年已婚男女中互称爱人似乎还顺耳，但如听一个五六十岁的妇人称“我的爱人”。实在使人感到别扭，现在事实上好像人们也不大这样说了。我想，应该随波顺势来个“复辟”，把“爱人”回到40年代前的位置上，只指未婚的，逐渐废弃以“爱人”称夫妇的说法。目前在一切法律文件、人事档案及表格中，均宜采用丈夫、妻子的称谓。——至于“对象”一词，那只是人们的口头用语，就任其自然吧。

[注]1996年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版)中“爱人”词条的解释是：“①丈夫或妻子。②指恋爱中男女的一方。”这两个解释，显然其一是40年代起新的解释，其二是40年代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