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华英

芦沟桥事变后，亲日分子活动更加猖獗。汪伪汉奸集团在东洋刀的庇护下，积极活动，准备将北平王克敏“临时政府”、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以及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几股污水汇成污流，在南京建立全国性的伪中央政权，取蒋而代之。1940年3月底，大小汉奸在南京粉墨登场，宣告成立汪伪傀儡政权，与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唱开了对台戏。

蒋介石深感“宝座”受到严重威胁，决心对汪伪还以颜色，下令南京、上海一带的特工人员在严厉镇压革命力量的同时，打击汪伪政权的嚣张气焰。于是，戴笠的军统与汪伪政权的特工部就以上海、南京为中心在沦陷区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

军统使用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暗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头目；二是策划分化汪伪小朝廷。但汪伪特务依恃“地利”之便，占尽上风，破坏了该地区大部分军统组织，军统活动受到阻碍。为了扭转局势，蒋介石与戴笠密商后决定选派骨干分子打人汪伪政权，收集情报，配合军统行动，并相机分化汪伪集团。至于“卧底”人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唐生明。

唐生明为什么能使蒋、戴的如此看重?此人乃湖南东安人，大名鼎鼎的军阀唐生智之胞弟，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插班学习，参加过两次北伐战争，1928年秋到南京，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蒋桂战争中，奉蒋之命到桂军中策动唐生智旧都反戈拥蒋，1931年宁粤合作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次年人中央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抗战爆发后，任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唐的活动能力极强，喜交游，故人缘极广，与各方面人士都有往来，在蒋、汪两方面都有不少朋友。而且，他与军统头子戴笠的私交很深，两人相识近二十年，颇得戴的信任，实为当时的绝佳人选。

1940年春，唐生明奉令抵渝接受任务。戴笠用极其慎重的口吻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好几次，只有你能胜任。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找不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校长想起你，认为只有你最适宜。他整天公务缠身，还能想到你，可真不简单。”

听到这一番吹捧，唐生明当时有点飘飘然。几天后，蒋介石在上清寺办公室亲自接见了唐生明，向他交代了任务。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蒋介石还玩了一个新花样，舍弃过去那套结拜兄弟的老手法，送了一张自己和宋美龄的合影给唐的母亲，并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书“蒋中正、蒋宋美龄”及年月日。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夫妇单独请唐生明吃饭，由戴笠作陪，为唐饯行。饭后，蒋介石当面交给唐生明一万元特别费，勉励唐努力工作，胜利后再见。

蒋介石交给唐生明的任务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宁沪地区的军统特务，营救被汪伪特工部逮捕的特务；第二、转达蒋介石对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笼络，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第三、要利用日军和伪军去限制和消灭新四军，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不使其受损失，并能扩大与发展。

9月，身负特殊使命的唐抵达上海，受到汪伪政权的热烈欢迎。不久被接往南京，汪精卫夫妇盛宴款待，席间，汪讲了一大套“反共建国”的谬论。10月4日，宁沪地区的汪伪报纸在头版显著地方登了一则消息，云：“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被委任军事委员要席。”

这时，重庆的蒋介石也来了一个假戏真唱，借用唐生智的名义，从10月10日到19日连续十天，在重庆《中央日报》头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大骂唐生明的投敌行为，表示与其脱离兄弟关系。

唐生明很快就顺利地在汪伪政权中站稳了脚跟。1941年6月汪伪设置“清乡委员会”，下设军务、政务、总务和福利四处，唐密电征得蒋同意后，出任军务处处长。凭借广泛的人缘和自身的精明强干，唐生明收集了大量情报秘密告知重庆，并借机分化了汪伪统治集团，其中汪伪政权的核心人物、大汉奸周佛海为何会重新投向国民政府呢?这与唐生明的努力有着直接关系。

周佛海也是湖南人，与唐氏两兄弟均有私交，1941年初，正准备将母亲等人接到上海，唐生明立即将情况报告重庆，军统赶赴湖南，将周母、其妹、妹夫及岳父等人带到贵州，软禁于贵阳息峰集中营，作为人质，以迫周就范，为己所用，周一向很孝顺母亲，得知后深感苦闷，整日长嘘短叹，唐又将此况报告重庆。不久，军统特务让周的岳父写信给周，转达周母的话，让他不要丢国家、祖宗和子孙的脸。1942年11月，周密派特务程克祥抵渝，向重庆国民党中央表示忏悔，愿在沦陷区为蒋介石效劳补过，自此，周与重庆方面函电往来，并奉蒋之命支持唐生明的活动，为其提供经费援助。

唐生明的卧底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奖励。唐分化汉奸的地下策反工作，毋庸置疑，的确对促使汪伪政权的垮台起了一定作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抗日，为抗日作出了贡献。

此后，因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唐生明参加了和平民主运动，在国民党军政上层进行策反活动，为策动陈明仁长沙起义作了大量工作，并直接参与了1949年湖南起义的领导工作。起义后他任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后去香港经商。1956年回到北京，历任国务院参事，第二、三、四、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7年10月病逝。

(责任编辑／韩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