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　振

我16岁那年，仅以一分之差，被重点中学拒之门外，我想，这下走进大学校门的机会太小了，但心里却不肯罢休，怀着一份无奈，一份希望，我走进了普通中学。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我们三兄弟上学，家里已经很拮据了，为了必要的那点求学经费，有时我不得不自己想点办法。一个大热的天，我去小镇上找一位修摩托的老同学，准备从他那儿借点钱。当我来到他的铺子跟前时，他正满身油污地趴在地上为别人修车，发现我来了，他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他的铺子很脏、很乱，热烘烘的，挺不好受。坐一会儿，我抱着很小的希望呐呐地向他开了口。他听后停了停，转身从后面箱子里取出100元钱，说这是他一个月积攒下来的，家里给他找了个对象，准备见面时用，但还是我的事重要，都给我。刹那间，我不禁泪眼模糊了，在最困难的时候，竟还有这么好的哥儿们帮着我。我离开时，只记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挺一挺，你还有希望。”

转眼到了高三，繁重的功课和考大学的心思压迫着我，令我喘不过气来。一天，我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向同学借了辆自行车，上县城看足球赛去了。我们那里的足球场可没有电视上的那样神气，比赛时只是许许多多的人围在场地边看着。当比赛剩下最后5分钟的时候，一方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绊了一跤，被抬下来，痛苦地呻吟着，医生在一旁替他包扎伤口，教练匆匆跑过来，大声地喊:

“喂，能行吗?”

“差不多，还……可以。”

“那好，挺一挺，上吧!”

那名队员咬咬牙一瘸一拐又跑进场地，他似乎比以前更凶猛，令对方难以招架，终于在比赛结束前的最后时刻，他为自己球队赢得了关键的一分，我骑着车往回走，路上自言自语地问:

“喂，能行吗?”

“还可以。”

“那好，挺一挺，拚吧!”

就在那年，我考上了大学。

到了大城市，我显然是一个“土老冒”。和我“同病相怜”的是来自沂蒙老区的纪军，我们常常走在一起，那绝不是为了寻求平衡，而是曾经同样走过艰难历程的我们在这里显得志同道合。我们没去过卡拉OK，不清楚“快四”、“慢四”，没有女朋友，没有生日聚会，只知道路灯到了深夜最亮，图书馆哪部书最耐读，小小收音机里哪支歌最好听。有时到了月底，我们的钱和饭票全花光了，那一天就什么也不吃，坐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看书，每当听到肚子叽里咕噜地响，纪军就敲敲桌子说:“挺一挺吧，明天就发饭票了。”这样艰苦的生活，我们硬是挺到了毕业，最后，我俩都因成绩优异而留在了这座大都市。

今天，面对激烈竞争的社会，瞬息万变的市场，我也时常处境艰难，有时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会让自己慢慢地静下来，坐在办公椅上，对自己说:“挺一挺吧，会好的。”

(黄晓青摘自《青年时代》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