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彦文　陈立群　杞　人　关业文　耿　法　钱　翰　陈毓钧

读了王蒙《<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觉得偌大的中国终于有了这声音，真是幸事！同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古战场上的一幕幕：一方将士往往所向披靡、杀人如麻，对方的兵士在他们的刀剑之下纷纷倒下。终于，一方胜利了，那城楼上运筹帷幄的领袖则在观阵后仰首大笑。而这笑，往往让我毛骨怵然，产生无以名状的绝望和悲哀。

不错，在《三国演义》里，角色们生活在封建文化伦理秩序中，把谋略、算计、运筹放在首位，各个生命个体则按级论价，以杀人多少论英雄。然而，对活在今天的艺术家们呢？他们难道愿与古代英雄们一个水准？

——江苏沐阳县工商局章彦文

若以为《三国演义》乃假语村言，不足为信，也不难从正史中找出“前现代”英雄的例子。如唐朝“安史之乱”中的张巡，初守睢阳时，卒万人，居民数万人，前后四百余战，杀贼十余万，被困日久，“巡出爱妾，杀以食士，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最终“所余才四百人”，杀人、吃人，终于被杀，实是“前现代”小英雄的典范。至于大英雄，曹刘也还不够格(顶多仅是失败了的英雄)，非刘邦朱元璋莫属。这些“英雄”之所以“前现代”，是因为他们有与现代相反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单纯在于生长在古代。就是在历史上，同期《读书》提到的“为历史负重”的拉斯卡萨斯，走“第三条道路”的冯道，以现代的标准，似都堪称英雄。

以往所谓“英雄”，往往过于强调品质而忽略事功。张巡无疑有与部下同甘共苦、不爱财、不贪生等感人品质，但把一座几万人的城池变成空城，守不守又有何益。相反，现代意义上的英雄(为免歧见，仅举科学英雄)，伽利略怕死，牛顿爱财，甚至连曾被誉为完人的爱因斯坦新近也被传记作家“发事隐”有了家庭生活中的另一面，但他们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无愧于英雄之称。

我很希望《读书》能继续在闲谈和清议中提供认识眼光和知识背景，促使读者疏理思想。

——鞍山钢铁学院陈立群

王蒙认为，“三国时期的英雄们，其实是拿老百姓当垫脚石当工具当牺牲品的英雄”，此语并不为过。他又反问道：“这样的英雄今天难道还算英雄么？我们能够无条件地接受‘三国的英雄观念么？”这一问实在发人深思。

这些问题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金庸。金庸的小说多以战争和纷乱作为历史背景，作品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一股悲天悯人的情怀。若论天下英雄，窃以为，如金庸笔下的郭靖辈，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方是真正的大英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陕西汉中市汉江一厂杞人

王蒙断言：政治=权力=升官图；而最高的价值=一切有为之士的终极目标=“龙位”，这个等式实是中国数千年战乱不断，发展缓慢原因。

“龙位”只有一个，“龙位”的供给总是小于“龙位”的需求。这就需要择优录取“龙位”的占有者。中国的龙位由嫡长子继承连皇帝选择太子的权利都被否定了。由一人(或少数官僚)择定、还是由全体选民的多数择定“龙位”的占有者，是专制与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农业宗法经济及其君主专制制度反对竞争，提倡“不争”；市场经济及其民主制度提倡竞争，提倡文明取胜。取胜的路千条万条，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和平的、公开的、自由的竞争，裁判是消费者或选民；一条是暴力的、隐蔽的、奴役性竞争，裁判是“天意”(天命转移了)。前者是民主的竞争，后者是专制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更加专制)。中国只有走民主竞取“龙位”的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武汉工业大学关业文

吾辈小民百姓、凡夫俗子只是把《三国》当作一部小说来读(而不是什么历史教材、百科全书)，当作一部写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来消遣(而不是什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自然不会去逐个分析某人是为哪个阶级服务。譬如看到祢衡击鼓骂曹，看到赵子龙长坂坡救阿斗时，不会像王蒙那样立即想到此乃“乱世英雄”，“这样的乱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没有好日子过，生产力就愈不发展，社会就愈不进步”云云。人们读了《三国演义》，不会感到它只是在为“豺狼英雄”树碑立传，更不会由此而向往群雄并起的封建割据时代。王蒙先生，您实在过虑了！

其实，和近百年来人类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发展不一致的是，人性的演变一千多年来并未获得长足的改善，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尤其如此。远的不说，只观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史，就可知道《三国演义》描写的情况并未绝迹。《三国演义》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严肃认真加以剖析和危言耸听歪批《三国》不是一回事。说实话，读王蒙先生此文油然想起老人家关于《水浒》“好就好在投降”的独特阅读角度和心态。《三国》坏就坏在……意境颇雷同呢。

——郑州河南教育社耿法

用非现代化来否定古代的英雄是很可笑的。按这个观点，一个中学生就很有理由指责祖冲之为“科盲”，把“司南”当作玩具。英雄只能属于它的历史，而不是可以任意捏着玩的泥娃娃。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自然要放进历史，把历史人物拎到现代只会不伦不类。用现代的政治伦理来批评古代的英雄似乎也很不近人情。让刘备为了黎民百姓而向曹操俯首称臣，大家都和睦相处发展生产力，这个比乌托邦还要乌托邦的景象让人总觉得有点小儿科。

——武汉钱翰

说到英雄的定义，美国建国后才一百多年，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形。南北内战后，美国全力开拓西部，不断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当时受命讨伐围剿印第安人的科士达将军就成为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壮烈成仁”更成为传诵良久的西部史诗之一部分。直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好莱坞所拍的电影、电视仍将他描述为大英雄。然而，随着七十年代少数民族权益受到重视，社会自由主义思潮高涨，电影和电视中所展现的科士达将军已不再是英雄，而是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者。那么，到底科士达的行径是不是英雄？他时代的人说是，而现代的人说不是，标准何在，恐怕难有定论。假如后人全盘否定科士达，那似乎也隐含着在否定历史。当然，有人会争辩，过去的历史被解释和描述地不正确或不真实。不过，科士达被认为是英雄达百年之久，这必然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客观历史背景。

若从今天的(或现代的)价值观来看，《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他们之中不少人可能皆非英雄。不过，从三国的时代背景，政治体系、社会结构、意识条件来看，他们可就是英雄好汉了。假如说三国人物皆非英雄，那何以千余年来他们备受传诵，而且《三国演义》一书会如此广泛地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中国在迈入现代以前最受欢迎的一本章回小说。这个事实即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不是我们这些现代人可以用现代的标准来否定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认为是英雄的作为。

——台北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陈毓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