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南战争爆发，北越军队势如破竹，直逼西贡。四月三十日，西贡落入北越掌握。从越南长期寻求民族独立的角度来看，是“解放”了；从美国当局的角度看，则是“沦陷”。在美国的电视及其他媒体上，不断出现一些惊心动魄的镜头：西贡美国大使馆的屋顶挤满了惊慌的人群，争先恐后，攀援着直升机垂落的绳梯，逃亡到国外；越共的坦克驶入西贡的街道，人群挥舞着红旗，在欢跃，在叫啸；再来就是飘泊在海上的“船民”，冒着生命危险，以求一枝之栖，却到处受到冷眼，甚至葬身鱼腹。

越南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终结美国人因越战而引起的梦魇。这场战争不但使美国在国际上大失颜面，牺牲了五六万宝贵的生命(美国人总认为他们的生命最宝贵)，还造成了许多长期的社会心理问题。盖一座越战纪念碑，就可以引起轩然大波；克林顿选总统，他年轻时反越战示威的行为就引起争议。同时，我们也清楚看到，大多数老百姓觉得参与越战是个战略错误，根本就不该打这场仗。这又使得为国捐躯的战士家属及退伍军人觉得受了屈辱，他们为国家牺牲一场，只得了无情的冷遇，甚至还有人说他们为虎作伥。

就在越战结束二十周年之际，越战期间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回顾：越南的悲剧与教训》(RobertMcNamara，InRetrospect：TheTragedyandLessonsofViet-nam)，重新挑起了美国人想要忘记却又忘记不了的痛苦回忆。麦克纳马拉这本书引起轰动，固然是因为他本人参与越战的决策，是美国领导越战的最高当局的现身说法，同时也因为此书的宗旨及结论斩钉截铁，毫不含糊：越战是美国决策的错误。美国政府的错误，也是他的错误，他要忏悔，要道歉，并且希望人们能够由此吸取教训。

越战结束以来，回忆越战，检讨越战及研究越战的书已是汗牛充栋，这本书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注意？麦克纳马拉固然是当时最高当局的代表(约翰逊总统对越战的回忆不多，而且不系统)，然而过气政治人物的回忆，一般只引起暂时的好奇或稽古心理，是历史家的材料，不是一般老百姓腾诸口舌的切身问题。因此，这本回忆录的轰动效应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我认为这反映了越战的梦魇在美国人的心底仍然挥之不去，仍然有待祛除。而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充满了忏悔之情，是最高领导向人民的告解，告诉因越战而产生心理失调的美国人民，不是你的错，是政府最高当局的错，而且做出了错误决定的人(麦氏自己)现在还受到良心的谴责，愿意担负道德的责任。因此，本书其实是一本忏悔录，提供了公共舆论的论说空间，让大家把心底积压潜伏的梦魇释放出来。也就像是全美国人民在当年的最高战争领导组织之下，一齐参与一场心理治疗的过程，而首先痛哭流涕自谴自责的就是麦克纳马拉。

麦克纳马拉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的美国国防部长，任职跨肯尼迪与约翰逊两届总统。在他的策划之下，美国先支持后颠覆了吴庭艳的南越政府，随后引导越战升级，轰炸北越，派谴美国军队大规模直接参战。长期以来，媒体及史家都认为麦氏是引导美国深入越战泥淖的最主要人物，甚至把越战的升级称为“麦克纳马拉之战”。他到一九六八年时，才因反对继续进行积极参战，被约翰逊总统解职。

麦克纳马拉本来是不预备写这样一本回忆录的，然而，三十年来的美国历史发展使他感到自己不得不说话。越战造成的美国财政赤字，社会风气败坏，政府与人民的对立，老百姓对政客的由衷厌恶与鄙视，社会契约与信赖的解体，使得麦克纳马拉觉得不但有道德责任，而且也成了他的道德心理包袱，非向美国民众自白不可了。在他接受ABC广播电视访问之时，他居然控制不住情绪，在电视机前老泪纵横。没有人质问他是不是在演戏，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九九五年的麦克纳马拉不再是政客了，他成了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君子”；他乞求人民的原谅，而老百姓似乎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因为人们至少已经相信他是诚实的，是发自内心在忏悔。

在这本回忆录中，麦克纳马拉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与批评。但是，他还是认为，美国参与越战的动机不是坏的，不是价值与意愿的错误，而是判断与能力的错误。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当时的意愿，是希望越南变成美国影响下的“资本主义民主世界的一环”，希望越南人民也能同享所谓资本主义的物质富裕与美国式民主的自由。至于判断的错误，则牵涉甚广，一方面是把越南的民族独立解放视为苏联势力的扩张，因此越战是全球战略的一环，是围堵共产主义的“圣战”。另方面则迷信现代化武器的威力，相信地毯式轰炸可以炸平北越，相信美国的政治军事安排可以在南越建立起“民主”政体，可以借着南越的政客巩固民主世界的前沿堡垒。尤其是迷信美国的能力，以为越南蕞尔小邦，美国要伸手去管，哪有不马到成功的？

过了三十年，麦克纳马拉回顾当时的决策，认为最不可饶恕的就是蛮横的优越心理以及坚持打下去的态度，完全不顾越南人民的死活，也没想清楚到底美国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实际结果。其实，麦氏本人在吴庭艳政权垮台之际就感到越战是个无底洞，是打不赢的，却仍和当时的政府领导一鼻孔出气，不但继续战争，还无限制地扩大战事。讲到当时这种政府一意孤行的态度，麦氏忽略了(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美国权力结构的运作与舆论选举的关系。当时掌权的民主党与在野的共和党都不愿担负“越南陷落”的责任，都无法抗拒当时极端反共的意识形态，谁也不敢授人以“向共产世界示弱”的把柄，怕下一次大选会失败。从约翰逊总统当政后期的心理沮丧及放弃连任竞选可以看出，美国民主政体有一个问题：假如政客们先考虑自身政党的利益，则国家的长远利益与前途就会受到戕害，而一般投票选举的小民又总是容易受到眼前利害的蒙蔽。

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最斩钉截铁的结论是：“我们错了，错的可怕。”(Wewerewrong，terriblywrong.)他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到哈佛大学去演讲，一开头，就从自己的回忆录中引了这句话，丝毫不绕圈子。因为他非常清楚，有许多人到今天还说越战有其价值，虽然造成了许多问题，但总结起来还是要肯定。如此不但可以告慰牺牲将士的在天之灵，让他们死得值得，死得其所，同时也可以让未死者心安。更重要的是，肯定越战的价值与必要，可以维护美国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更能揭橥美国作为世界领袖之邦的无私奉献精神。甚至有人从实际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肯定越战的价值与贡献，说美国若是不介入越战，则共产主义早已遍布东亚与东南亚，全世界都有赤化之虞。麦克纳马拉认为这些论调都是不符历史现实的梦话，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梦呓告诉自己，还用这样的道理说服美国人民。其实，全是自说自话，却让美国人民(更不用说越南人民了)付出惨痛的代价。

麦克纳马拉的忏悔与告解，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对他的谴责。《纽约时报》就发表了社论，指出麦氏的自我反省不够深刻。从新闻媒体报导真相的角度来说，越战期间的政府在当时给人民一个假相，好像最高领导掌握了新闻界所不知道的最高机密，这就是政府在“欺骗”人民。明明是打不赢的战争，所有的资料与情况都显示了战争升级的危险与代价，麦氏还是要打这场仗。后果是越南人民牺牲了三百万，美国死了五万八千人。麦克纳马拉呢？他最后不作国防部长了，作了世界银行总裁，而且在麻州沿岸的玛莎葡萄园(MarthasVineyard)小岛上有栋豪华别墅，可供避暑之用。社论指出，这本书的忏悔绝不能洗清麦氏的良心，让飘荡在天地间的亡魂不再烦扰他的心灵。的确，麦氏受到良心的谴责，在三十年后哭了，但人们要想想，还有更多的人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黑色大理石上镂刻的姓名而哭泣。“一家哭”并不能取代“一路哭”这个历史事实与悲剧。

《纽约时报》的批评，引起了剧烈的反应。有人说不必苛责麦氏了，有人说还该继续深挖当时领导的灵魂。也有人重申越战是维护“自由民主”，反对“共产极权”所以非打不可的论调，认为麦氏根本就不该道歉。还有人站在越南的立场说，美国打越战不但杀了近三百万越南人民，还把越南的水土环境整个破坏了，道歉了没有？忏悔了没有？有一位当时在越南服役任海军陆战队上尉的人，引了吉普林总结第一次大战的诗句：“若问因何牺牲多，当朝大老会撒谎。”报纸上连篇累牍，人人都有意见，而且都有切肤之痛。

哈佛大学的近代史教授俄涅斯·梅(ErnestMay)认为，这本回忆录是很有价值的，并能提供相当的历史教训，尤其可贵的是其诚恳的忏悔态度。不过，梅教授也指出这本书存在一大缺陷，因为书中没有探讨当时极端反共的危机心态，就好像“一个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写回忆录，却记不得为什么要去收复耶路撤冷”。

麦克纳马拉在二十九年前曾到哈佛大学去参加内部讨论座谈，时当一九六六年，正是越战打得炽热之时，他接受基辛格教授的邀请，讲的是越战升级的必要性。当时反战示威人士包围了学校，使他不得不从学校的地道中“土遁”而走。前不久他在哈佛的公开演讲，吸引了逾千人听众，听他讲“我们错了，错的可怕”。历史好像真是无情，而且充满了反讽。

虽然大多数人都相信麦克纳玛拉的忏悔是真诚的，但还是有人持怀疑的态度。有人投书报纸，认为麦氏这本回忆录已经上了畅销书的排行榜，眼看就是全美第一畅销书了，这一大笔稿费及版税该怎么处理？于是，就有人建议，该捐出来，捐给越战退伍军人，捐给越南人民……总之，麦氏绝不可以利用忏悔的机会又赚一大笔钱，变相剥削美国人民的感情及梦魇。

最近邱吉尔家族把邱吉尔的文件档案卖给英国政府，获利两千万美元，引起英国各方的责难。麦克纳马拉先生是受了良心谴责而忏悔的人，大概对钱财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吧？

麦克纳马拉先生会怎么做呢？我们拭目以待。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纽约佩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