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国学热”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六日、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在“文化探访录”专栏中，就“国学、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题访问了季羡林、庞朴、何博传、朱正琳、王焱、汪晖、刘军宁。季羡林认为，如今“国学”再度提起有两个层次的原因：一是想让社会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一是从高层次的文化观念出发。人类文化基本可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体系。文化问题上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类文化发展在汉唐是中国居于首位；产业革命后，进入资本主义文化，西方占了垄断地位。今天二十世纪末，西方文化已近乎强弩之末，二十一世纪应是以东方文化为主体，融合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庞朴认为，九十年代一些学者亮出“国学”旗帜，这意味着知识界由文化批判时期进入了学术反思时期。他认为，对“国学”问题，应做的是三十年代就该做的：研究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化。就是在走出传统之后回过头来好好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祖宗和外面的世界。“只有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向哪里去。”汪晖认为，追究“国学”概念，一是针对当时满清统治，所谓“胡学”，是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产物，二是针对西学，在政治、军事上，尤其是经济上对抗西方的过程中，在文化上强调自己的本位，他认为，研究传统文化有学术意义，但今天是否还要用“国学”的概念值得研究。因为“很多人讲的‘国学是儒教文化和汉文化的传统，排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再者，随着经济关系的全球化以及某些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制的形成，不可能仅仅从自己的一国文化来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