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小苓

因顾城的事件，我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福克纳故事中的爱米丽·格瑞尔森小姐虽与顾城时异地异人异，却同样努力与世隔绝，又同样把爱人残杀。不同的是，顾城遭到谴责，福克纳的故事却因把一个谋杀主题表现得绝伦非凡而成为公认的艺术杰作。为什么几乎是同样的行为评价却如此不同呢？一位名叫Joel Black的美国教授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谋杀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Murder)的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一半，即杀人的艺术功能问题。他的结论是，真实生活里的凶杀比艺术表现的凶杀具有更大的美学力量，因此世人应该深思和重估谋杀犯的艺术作用。我们姑且把Black教授的见解放在一边，那末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的美学力量在哪里呢？让我们查查看。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女主人公爱米丽·格瑞尔森小姐长得矮小肥胖，“看上去胀鼓鼓的，犹如长期泡在死水里的青白的死尸”。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终身未嫁的女人还有一副极端固执死板高傲的脾气——沉默寡言，凡人不理，我行我素。这样一个人把因为她的父亲去世而来慰问她的邻居们全部拒之门外也许还不算太稀奇。真正稀奇的是，当头发已经铁灰的爱米丽小姐在七十多岁上去世的时候，镇上的居民虽遭这位刻板老姑娘长期冷落，却鱼贯而入她的老屋深切吊唁。据颇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福克纳说，女人们多为琐碎的好奇心所驱使，有精神感应能力的男人们却是满怀崇敬爱戴，犹如瞻仰一座颓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