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　木

一

会稽马一浮氏(人称湛翁)，以宋学名满东南，似于诗词不屑屑介意。“尝欲自删其诗，谓四十以前，十不存一；四十以后，十存二、三；五十以后，十存五、六；六十以后，可十存八、九。然亦竟未暇删定”。(其弟子张立民编其诗集时案语)今可见者，有《蠲戏斋诗前集》上、下二卷一册。湛翁自署“蠲叟”，所谓“蠲戏斋”者，义当是“蠲戏论”，如偶见于其诗中者。叟久已作古，此当问其门人。《前集》中有处丁卯题记，则为一九二七，在时为最先。其次有《避寇集》，始丁丑(一九三七)，前有谢无量序，末附《芳杜词》一卷。其次有《蠲戏斋诗编年集》，始辛已、壬午(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为一册；次癸未上、下二卷(一九四三)，为一册；次甲申上、下二卷(一九四四)，为一册；次乙酉上、下二卷(一九四五)，并丙戌一卷为一册(一九四六)。——都六册，皆毛边纸乌丝栏单鱼尾黑口本。似所刻者止此。必有其尚未刊行者，则不能不俟诸异日，良有望于时人及其弟子也。

二

蠲叟自为之诗，及其指学人之途径，皆传统之正道也。近世学诗者，多始于唐，或始于宋，初无古代及汉、魏、六朝诗为基础，故所得终不能大。学唐者盛于明，学宋者盛于近世。臻极多为“偏至”，罕成大家涵盖当代者也。“偏”固为失，然可贵者“至”。其有初学为诗，即为词曲所扳去者，则如无源之水，格调多趋萎靡，吐属不能高华，境界不能扩大，胸次不能旷远，终其身不能为一首好诗。观蠲叟作风，源源本本，皆是正途，于湘中一派为近，于江西一派为远。

三

读《蠲戏斋诗自序》一篇，可知湛翁诗论之全。发端曰：“诗以道志”，此四字出《庄子天下篇》。继曰：“志之所至者，感也。自感为体，感人为用”。所谓“自感”，当是其文末之“感之在己者”。继言：“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语出“诗大序”。其后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则出《易系辞下传》；“故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则出《易》之“咸”。后半篇之“蝉蜕尘埃之外”则采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自适其适”，“未数数然也”，并出《庄子》；“以写我忧”，“靡有孑遗”，并出《诗经》。

论古学自当引据古言，无伤也。然以文字论，则韩昌黎言“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读蠲叟自为之诗，随处皆遇古句，或全用而未标明所借，或易一、二字，或删一、二字。读之不感生涩，是一胜处。

四

《自序》文字简古。可于其内容稍加分析：

所谓“自感为体”，此“感”当是名词，与下句“感人为用”之“感”字，在文法上有分。因体、用对言，体当是名词。于用见体，亦当是动词而已化为名词。此微细处当辨。

“动天地，感鬼神”，乃修辞学之饰语，不足以建立哲学。

继之曰：“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迹为史，感之所由兴也。情性之本为玄，感之所由正也。史者，事之著；玄者，理之微。善于史者，未必穷于玄；游于玄者，未必博于史，兼之者其圣乎！”

蠲叟尝判分天下之学，曰一玄一史而已。自成一系理论，于此乃加于诗学。是否能涵盖无余，舒畅条达而无憾，则随读者判断。近言“百家争鸣”，此亦独立之一家诗学。

五

论于诗之起源，可谓与人类文明共始。直至孔子时代，我国已有三千余篇，经孔子一删，去其十九，存三百余篇，可见孔子之教，以此为重。其工作与“订礼乐，修春秋”自是一贯。而孔门有其诗学研究。“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见《文心雕龙·明诗第六》)，时已是中华文明灿发，由孔子“集大成”，而诗学已是达到顶点了。——马氏之论，集中此期。言诗通乎《易》，《春秋》，三百篇，皆属此一时代。子夏讲“正得失”，旧解为“正人得失之行”，亦即“正人伦”，“正风化”，等等，要归于政事。此在先秦则然。因孔子既殁，门徒散在四方，其学遍漫全国。后世诗人不必从政，诗歌也不必与政治相关。这是历史事实。但确曾有那一时代，诗有其特出为诗教的一阶段，也有其弘大效用，可算我国文化菁华之一实体，至今犹为人所称道不衰。

六

马氏曰：“言乎其感，有史有玄”。此当稍辨。“玄”是形况词，如言“天玄地黄”。亦可用作名词。曰“游于玄”，“游”字精审。意当是游心玄学或玄理。曰“极幽深”，不言极何者之幽深。吾人无妨补充之曰，探究宇宙人生之真理，极其幽深。即可曰“感于玄”或“感之玄者”。即玄之感。——至若曰“史”，“史”非形况词，难于说某种感觉或感情甚史。说于史所起之感，其义乃立。感属情识，史属思智。范畴不同，微细当辨。如言“史识”，与“史德”，“史才”，“史学”并称，乃修史之事，说“识”非五识、八识之识，属别义。曰史者，事也。则同于“感事”。即于事起感。非胜义。

七

更就其立义言：曰“史以通讽谕”，过狭。历史实一大国，

古即有“所以诸成败”之说。曰“凡涉乎境者，皆谓之史”，此“境”当是释氏“心”与“境”对言之“境”，今言“对象”。失之过泛。曰“山川草木风土气候之应，皆达于政事”，疑仍是天人感应之说，其源甚古，初可见于《尚书·洪范》，集成于《春秋繁露》。此属民族信仰，今世罕取。“斯谓能史矣”。“能史”可解为“能著作历史”，或“善了解史事”，或成为“通达世故”俗言“懂事”之人。此说可解，然亦不定。

文中有云：“心与理一而后大，境与智冥而后妙”。此诚至言，前语乃仲尼“七十而从(同“纵”)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后语乃入禅定境界。他如“不滞于迹”，“融乎空、有”，不存“物我之见”，则似挹取释家。曰“融”仍是调和之论，释氏曰“空、有并遣”。或亦即其双“冥”之论。《论语》言“绝四”，亦说无我，然释氏恒言之，曰“无我见”，“人无我”，“法无我”之类。

八

凡此所言皆古所谓名理。马氏曰：“自感为体，感人为用。”——大致自宋以后，学林好言体用。窃疑自感感人(句法同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同一感也，仅有人我之别，疑于体用不分。虽然，此在创作过程上立心理为体，以同此心理达乎共鸣或欣赏效果为用，立论固然高卓。但于体似尚未穷源。而又不限于诗。于文何不然耶？读古文者，多从韩昌黎入门，如其“祭十二郎文”，自感可谓至矣，感人可谓深矣。可得谓之诗乎？他如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比比皆是。

且有外乎此者，如音乐。岂非自感感人耶？又如造形艺术，郑侠绘“流民图”，自感感人，皆可谓深矣，岂可谓之诗耶？

而又有使读者滋惑者。请问曰：“斯谓能史矣”，遂可谓能诗乎？“斯谓能玄矣”，遂可谓能诗乎？曰“兼之者圣”，其圣之诗者耶？其诗之圣者耶？将以诗而入圣耶？抑将先圣而后诗也？……凡此皆大有可议者。

九

愚意不论今古，诗当属于文学。孔门四科，子游子夏以文学称，文学本自别立。文学中一大国，不宜归并入玄或入史，亦不宜分析其为玄或为史。天下之学，正不必以玄与史而判分，必欲分之，亦可容文学鼎立。孔子未尝自居为玄圣，佛陀未尝乞食于史林。马氏兼之或未兼，要之乃深于诗者。

十

《蠲戏斋诗编年集》，甲申下集(一九四四)，起七月讫十二月，有五言古诗四首。编在末简，题曰：“诗人四德”，并有序云：予尝观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乎德焉。因草是篇；以俟后之君子，推而广之。

此本于古说，曰“诗言志”。就古诗之内容，分为四端。谓其志之所之，不出此四者。然窃恐四者摄之不能尽也。即以古体诗而论，尚有思亲，述祖德，颂圣，讽谏，箴规，责躬，从军，游猎，游仙……以及佛入中国后之赞佛，说理等。如道士之青词，佛门之倡语，皆属后起。或者不当入诗之列，然亦其“志”也。则皆出乎此四者之外。

窃意诗道广大，实摄人生之全。起源实与文字同古，甚且可假定声诗(歌谣)古于文字。诗人之志，亦无所不之。马氏此一类分，实不免使人有“以大海纳于牛迹”之感。——观马氏集中，内容极为丰富。亦有偈语，则以偈归入“诗”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