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启群

大众传媒在对顾城之死事件一阵七嘴八舌的热闹之后又归于沉寂。话好象已说完了。但似乎又未说完，仍然有意犹未尽之感。《读书》一九九四年五月号上舒芜先生仍在愤愤不平，指责舆论界“没有一句为被杀的妻子表示抗议，表示痛悼”。事实上，在关于顾城事件的众多言论中，热点还是“诗人杀人是否有罪”这样的问题。尽管有人曾经想“在顾城之死中看到个人的、人性的、文化的难以发现的盲点”，但是，纷纭众说中似乎大多偏离了这一“盲点”。是否正如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界一直缺乏终极追问的勇气？

诗人自杀被认为是极严肃的哲学问题。诗人杀人后又自杀，则是难题中的难题。我想，解开这个“朦胧诗中最朦胧的一页”的谜底，还必须从文化的密码破译入手。

按照自明的公理，杀人者有罪。所以，一切为诗人杀妻行为辩护的企图，闯不出这一公理之门。问题在于：诗人为什么杀人？世上杀人者大抵不过为了谋财、奸情、冤仇，当然也有政治谋杀和宗教杀戮。倘若诗人是为了这些目的杀妻，他就是个纯粹的刑事罪犯，当然也可以进行道德责难。现在有人试图从顾谢的婚变中找到杀人的缘由。岂不知，顾谢婚变是否属实，尚待确证。而且家庭婚变，已比比皆是，作为一代诗才的顾城，为婚变而杀妻，这种理由，实在难以服人。

因此，任何对顾城杀妻行为进行一般法律和伦理意义上的责难，都没有触及事件的要害。换言之，把顾城看作一个道德沦丧的普通的杀人犯，除了表达出自己一腔肤浅的正义感之外，没有说出这个事件本身的任何本质意义。说到底，顾城杀妻和自杀，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事件，如同宋代出现的理学杀人的事件一样。只有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才能接近事件本身，才能揭示其内在逻辑，解开玄奥的谜底，而且，我们还能由此获得另一种启迪和意义。

我们把顾城杀妻行为看作是一种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野蛮行为，就是说，诗人是在遵照一种文化的指令，或者说是按照一种理论或观念的逻辑来杀人。这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诗人头脑中所具有的是一种什么文化观念？用一句套话，是一种什么价值观和世界观？顾城的价值观、世界观乃至内心的道德律，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理解。

顾城认为，自然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自”是本体，“然”是哲学态度，是对一切本源、天生的状态和规则的同意和接受。这种一切之初、一切之全的自然，从概念上讲，超过了西方的上帝。其次，与西方概念相比较，自然的最大特征是没有分别。不可思，不可言说。从人出发才有了“有”和“无”的分别。基于人对自身存在位置的最基本感知，中国哲学家体悟了自然的境界。它不同于人们日常现实的、因果的、逻辑的、思辨的观念，而带有自由变换的性质。他们深知，网能够捕捉鸟，逻辑能够推演概念，但网不能捕捉天空。要达到这种自然的境界，其方法就是不修之修，即无法之法，不知之知。中国式的修道方法，就是坐忘、面壁、印心、吐纳。到了禅学以后，这些方式自然到了没有区别，“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包括“著衣吃饭，屙屎送尿”。

自然之境的表达不是以对方接受为目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可表达可不表达。六祖慧能说，得道者道理围绕他转，不得道者，拘着道理转。在纯哲学的表达和体现上，所有的方法都显得无能为力。知识和方法在中国被称为术。每一种方法都含有不自然的目的性，在使用时都是有限的，与自然的无限性相违。这种自然哲学之境，与中国诗境相合。唐宋禅学极盛，也是中国自然诗境最明澈的时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艺术上这种“空灵”无我之境，相当于哲学上的无为。

中国哲学的自然意境，就是使人从有限的意念中间解脱出来，成为自然人，又叫真人。一个真人不一定非要跑到山高林密的地方去修行，在世俗生活中亦可得道。得道者已经解脱了人的概念，无身无我，他不会为自身的存在所困惑，也不会为自身的泯灭而惶恐。达到这样无为的人，就可以“无不为”。他可以做一切人间的事情，为官为盗，娶妻生子，事父事君，杀人自杀，随心所欲。这里关键不是做什么，而在乎做的态度。比如孙悟空，他上天入地，大闹天宫。他作恶也行善，杀人也救人，不是因为道德，因为他不属于人世，而纯粹是兴趣使然。孙悟空是中国哲学无不为意识的象征。

从顾城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阐发中，可以看出他杀妻行为的最深层意识和理论依据。在顾城的潜意识中，他是以真人自居。他常常以自己属猴而引孙悟空以自喻。他是在遵从一种“自然”的文化指令，随心所欲，杀人自杀。“齐物者齐天冥冥之中忽然发展为无法者无天”。因此，对顾城杀妻行为的谴责，应从根本上对这种文化观念进行批判。

其实，可以明显看出，顾城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很片面、很浅陋的。他所竭力推崇的只是从老庄到禅宗一支。然而，在老庄和禅学中，要达到“无为”之境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手段，就是清心寡欲。老子讲“涤除玄览”、“见素抱朴”，庄子讲“无欲”“逍遥”，至于禅宗，更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四大皆空。而顾城在崇尚老庄和禅宗的同时，却纵身欲海，与英儿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这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庄禅境界的。此外，中国哲学素有儒、道、释三足鼎立之说，到了宋明理学，融儒、道、释三家于一炉，构造出体系完备，思辨精密的大体系，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顾城用老庄禅的自然之说来囊括全部中国哲学，实在是井底之见。

可以说，顾城由于对传统文本的误读(甚或未读？)而造成对传统哲学的无知和偏执，得出一个盲目愚昧的结论，走上自毁的末路。这大概是当下知识分子中与传统文化悖离的一个极致。每个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应该由此反躬自身，静省一下文化的根本观念与社会生活行为之间的深刻关系？进而再追问一下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能——对传统文化书面文本进行阐释、传承、创制的深刻意义？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于京西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