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

目前大陆知识界一些圈子之内，正流行反抗甚至厌恶五四精神的潮流——认为五四式关怀中国的举措或五四式的理想主义，到头来只能使人变成“智慧的暴君”，并带来祸国殃民的灾难。知识分子当前的要务是为学问而学问，无论什么学问，只要好好研究就好，千万不要再谈国家与民族的关怀。因为一谈关怀，便很快就要变得政治化，也很快就要与各种政治势力纠缠不清，最后将落得不可收拾。(我从一些大陆知识分子的近作中，感觉到此一潮流正在一些圈子中流行。感谢薛涌先生最近与我的谈话，也确切地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智慧的暴君”是薛先生使用的名词。)

近年以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这样对五四式关怀的反动，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毋宁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样的反动，正像五四式的关怀那样，失之于简单化了。的确，五四式根据“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途径”来关怀国家民族的前途，呈现了一元式化约主义的谬误；在其它条件配合下，导致整体性反传统主义——那样强势的意识形态——的兴起。但，近来一些人对五四式关怀的反动，又何尝不是在深层结构中呈现着类似五四一元式化约主义的反映呢？事实上，不是黑的，却不一定就是白的(或黑色的反面)；因为不是黑的，可能是蓝的、红的、黄的，或这些颜色的混合。扬弃五四式强势意识形态的关怀并不一定要蕴涵放弃对民族国家的关怀，也不一定需要放弃五四的精神遗产(包括五四早期为个人自由、人权、理性、民主宪政的倡导)。我们不应也无需以原教旨的方式继承五四的精神遗产。所以我们的精神可以有所归属，但却不必然要受五四精神遗产的限制。

其实，各式各样专门性的、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是需要的；而基于对国家、民族的关怀所进行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的思考，也是需要的。后者必需以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的内在精神力量从事之，这样才能有所把持。另外，这样的思考也必需具有清楚的“问题意识”——清楚地界定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它可以使用的资源究竟有多少？它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建立在切实考虑过的客观条件之上，以及它本身是否言之成理？易言之，问题不在于扬弃对国家民族的关怀，而在于如何关怀的得法。五四式强势意识形态的关怀，以及近来在一些圈子中流行的对那样的关怀的反动，其所呈现的一元式化约主义的谬误与心结，均可使用多元思考予以纾解。

另外，我站在反对五四“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途径”的立场，并赞同社会与历史演化论的前提，由此所做关于思想工作所能扮演的角色的多元的、限定的反思，应可厘清我曾列举过的两项误解。这就是：(1)我虽然反对五四人物一元式、带有化约主义或决定论倾向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创造性转化”的理念本身，却也反映了一元式、整体性思想决定论的倾向。(2)“创造性转化”含有整体主义理性设计的倾向，所以它蕴涵了对海耶克先生的自由主义的误解，因为海氏主张试、误的社会、文化演化论。的确，思想没有决定一切、指导一切的本领，也不是一切历史进展的先决条件。我不赞成一元式的思想决定论；但我不认为思想工作毫无意义，不会产生任何贡献。在历史的试、误演化过程中，思想与其它非思想因素都是互动因子，而且这些不同因子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份量的角色。“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导向，并不是一个蓝图。它并不含有对未来的理性设计或指导每一项进展的细节步骤。根据非思想决定论的前提，从对思想所能产生的功效的多元分析的观点，我们知道，“创造性转化”的功效，只有在其它因子与它互动，产生了有利于它的客观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写于麦迪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