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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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天气渐暖，花事也日见繁盛，真是生机勃勃的大好时光。当我书看倦了，电脑敲累了，就不禁心里痒痒，要去花市走走。这里，花鸟鱼虫的行情，似乎没有往年兴旺；倒是“古董”之类的摊贩，逐渐发达起来了。正当我感到有些失望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路旁一个并不起眼的、摆卖仙人球类的小摊；我一眼看中的，不是那姿态繁多、花朵喜人的品种，而是一株用半个较大的仙人球嫁接的，像片状珊瑚似的多面分叉的盆景。它那错落有致又颇为奇特的身姿，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它的每片碧绿、厚实的“叶”冠上，都点染着一缕洁白如雪的绒毛。我问卖花人。“这叫甚么?”卖花人微笑着信口答道：“残雪”。妙！这“景”既奇而美，名字既雅且含蓄；价钱虽然不低，我也“慷慨，地把它买了下来。到得家里，我天真得像孩子般地，把这偶然获得的心爱之物——“残雪”，尽情地欣赏了一番。

这是因为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吗?不！我忽然醒悟到，这“残雪”就象一条无形的线，暗暗地牵引出我对于“雪”的悠悠思绪，深深眷念。

2

我出生于粤东博罗，成长在广州。因此，一直到了十七、八岁，除了偶尔在电影和图片上看到过雪景之外，始终未曾亲睹大自然的雪景；听说韶关那里，入冬后，有时也飘撒些许雪花，可惜我也未曾见到过。对此，我不仅感到十分遗憾，同时也就更加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睹这大自然的美的赐与——雪！

不是机缘，不是命运，而是民族危亡的召唤；1938年春，我放下手中正在编辑的同仁刊物，决心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而转往前线。我哥哥取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亲自送我和两个相知的同学踏上征程。分手时，我哥怀着依依不舍的深情，却又十分恳切地叮嘱我：“……革命是要吃苦的；你这一去，千万不可半途而废！……”这一句革命要坚持到底的话，不是出自一位革命家或哲人，而是出自只比我大三岁的为人朴实、真诚的哥哥之口，仿佛是在替我那早逝的父亲和阿才叔对我的临别叮咛。我顿时热泪盈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郑重地答道：“一定！”如今，但愿他泉下有知，他的弟弟没有辜负他的嘱咐，而且矢志终生。

入秋，我在瓦窑堡抗大一大队结业后，领导上根据我的特长，推荐我去投考鲁迅艺术文学院(这时正好是文学系第一期招生)。院长沙可夫主持面试，我被录取了。这时，虽然前方战事频繁，但是延安还是安宁的。学院设在延安北门外的山坡上，那一孔孔窑洞就是我们的宿舍。学院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学习却十分愉快和深受教益。这里，到十一月末就相当冷了，有些南方来的同学已经感到有点受不住了；我却愉快地坚持着，因为我一直在盼望着一场雪景的来临……

几日来，天老阴着，风却不大。老乡说，兴许要下雪了。不知怎的，这一晚熄灯之前，大家七嘴八舌地聊起雪这个题目来了。有的说，关于雪，外国诗人怎么写也写不过咱的古典诗人；有的同学干脆拉起关于普希金与“情敌”丹特士决斗时，被阴谋杀害，血染雪原的故事……熄灯号响了，大家也就遵命入睡了。上半夜我睡得还熟，黎明前似乎被甚么闹醒了。我当班长，照例要睡在靠窗的第一个铺位。我睁眼一看，从那用棉纸糊的窗户，透进来好亮的晨光。我一看表，才五点钟，怎么天就这样大明了呢?我连忙起身，用了好大力气才把窑洞门打开。原来是睹在门前那有两尺多厚的积雪把门冻住了。我兴奋极了！梦寐以求、从未亲睹的景色、终于出现在眼前。因为地处居高临下，眼前是白茫茫的晶莹一片，整个延安城——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都成了一望无际、洁白如玉的美丽的雪原，显得一切都那么纯洁、辽阔，真是奇趣天成。我回头大喊一声：大家快起来看阿！美极啦！接着就一脚深一脚浅地踏将出去。我班里的同学，大半是南蛮仔，也大多没有赏识过这样大的雪景。于是，我和“小老弟”康濯、“老夫子”萧殷、泼辣的姑娘莫耶踏着深雪，欢乐而又吃力地走到了延河边。谁曾想。我们这几个“大孩子”竟也用雪团在那里打闹起来。事后老大哥天兰还笑话我们来着(提起欢乐往昔，不禁黯然神伤；因为他们都先我而去了)!这里是大陆性气候，虽说寒冬，但是天一转晴，日照还是挺热火的。朝阳的山坡、房屋、树木等处的积雪就会逐渐消融；这时，那山梁、屋脊、树冠等处，仍然铺挂着形状多样的残雪，这里有黑白相间、疏密有致、参差错落等等景象和情趣，当是画家挥洒、点染的好去处。满雪也罢，残雪也罢，在安宁的岁月里，都会令人赏心悦目的。不过，在当时我所向往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早日奔赴战斗的前线。不几天之后，我终于如愿以赏，踏着路上的残雪告别了延安。

3

如果说，我终于欣赏到一场从未见过的、浩瀚的美丽的雪景，它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快乐；那么，接踵而来的飞雪，又将给我带来甚么呢?到了行军作战，雪天对于人们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193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决定派遣由罗荣桓、陈光率领的主力部队——115师师部直属各单位(含警卫营)和六八六团，从灵石县双池镇出发，向山东敌后挺进。我作为该部一个普通战士——确切地说，一个当时前方部队欢迎和爱护的从延安派来的文艺战士——也斗志昂扬地走在挺进大军之中。

隆冬的十二月，天气是阴多晴少，雪断断续续地下着。在我这个新兵的印象里：这里真是开门见山，满眼是看不尽的雪景，以及走不完的婉蜒曲折的山间羊肠小道。但是更使我永难忘怀的是，沿路上乡亲们的热情迎送，充满亲情的热茶热馍，以及硬塞过来的烫手的鸡蛋，往往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却又只能匆匆离去。

东进的第一关，就是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汾河与同蒲路。记得，那是大雪纷飞的十二日二十日夜间，天上不停地飘落着鹅毛大雪，路上是残雪加新雪，前面的人刚踏过的雪地，马上变成冻滑难行的路。已经结冰又被大雪铺盖的汾河，除了河岸和河床之间的起伏，使人感到它的存在之外，并无甚么惊人之处；至于同蒲路，本来就是窄轨铁道，在大雪的覆盖之下，也并没有甚么难以通过的地方。(有些未曾见过铁路的战士，还特意拨开积雪，看看那路轨和枕木到底是甚么样子。)在这里，除了时刻要警戒敌人的突袭之外，就是在通过这两处封锁线之前和之后所必须翻越的险峻的山峦的时候，倒是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这一程，可以说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更是对意志和勇气的考验。向导带我们走的大都是荒僻的小路。我们头上是飞雪，脚下是冻滑的崎岖小道，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在那最险滑的路段，同志们只得一个个彼此紧紧拉着对方的手，背靠山崖，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艰难地往前走。我因体弱，曾经在险段上滑倒，幸亏左右两边的同志拼尽全力把我拉将起来。否则，我早已坠下深渊而粉身碎骨了!当我得知一个打前站的同志和瞭望哨的一个同志，为

了完成任务，不幸坠下深涧牺牲时，心里难过极了。而我们的罗主任为了部队的安全行进，他和战士们一样步行，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引导着敦促着；这又使我感到十分钦敬和感动。

部队在绵山西面的尹房村稍事休整之后，接着就要翻越绵山这座险恶的雪山了。要问这山有多高?老乡说：到山下河沟去取水，上下要走六十里(想必是走的盘山路)；要问这山有多冷?老乡说：冻死过卖皮袄的汉子!一个似乎颇知文史的向导，给我们讲了关于绵山的故事：说绵山之所以又名介山，是出于后人怀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忠臣——介之推。相传他曾护卫晋文公——重耳——流亡国外，并曾割股肉解救于他；文公回国后赏赐随从臣属，惟独忘了介之推。于是，他便和母亲遁隐此山深处，直至文公醒悟却又寻他不着时，不得不焚山逼促，但他始终没有露面，并与母亲一同被烧死山中。向导说，现在山上还有座介子庙……。这典故，这古庙，虽然很有点儿意思，但是在当时谁也没有心思去理会它。

黎明之前，部队早饭完毕，立即向绵山进发。虽然昨天下午雪总算停了，天气也开始放晴，但是一路走去，绵山依然是白雪皑皑，似乎并没有些许消融。阳光下，这座高耸云天的雪山，显得更加巍峨、严峻和险峭，并且闪射着眩目的光芒。有的路段，雪深过膝；有的路段，坚冰一片。越往上爬，不仅山势更加陡峭和险恶，凛冽的寒风，真是如针刺骨，如刀割面；有的地方简直是八面来风将积雪猛然旋起，形成阵阵飞雪扑面而来，令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在一道山梁上，我和几个同志，曾先后被横扫过来的风雪推倒过。部队领导一再传令：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停留，一定要坚持到底，爬上去，翻过去，就是胜利！就这样，部队宛如一条巨大的银灰色的长龙，在这巍巍雪山上，蜿蜒起伏地游动着，显得那样生动、雄壮……

我们终于胜利地翻越了这座历来被认为十分险峻的绵山。部队到达下山后的宿营地时，已经是黄昏了。虽然我的双脚的母趾甲被冻结并脱落，两耳红肿，浑身疼痛l但是当我遥望那在落日余晖映照下绵延起伏的雪峰闪耀着金色的光芒的时候，不禁感到一阵战胜严酷挑战的喜悦，并且忽然发现它竟是那样奇伟而壮丽。

4

从此之后，在北方多年的战斗生活，使我这个曾是不识雪的人，竟然和雪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回，我不仅经受了血和火的锤炼，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一段使我永难忘怀的雪中的骨肉情。

一九四四年。为了保卫沿海扩大反攻基地，使鲁中、滨海根据地彻底连成一片，解放这一地区在日寇铁蹄下受苦难的三十万同胞，争取伪军三千五百余人的起义，我山东滨海军区主力部队从十一月十四日傍晚七时开始，沿莒县、诸城公路一百四十余里的战线，发起莒城战役——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里应外合的攻城战。

我作为随军记者团的成员，与曹秉衡等同志随同张仁初团长率领的特务团，以每小时十五华里的急行军的速度挺进莒城。攻城战是在当天傍晚七时零五分，以奇兵爆破日寇刚建成的城东南角四丈多高的大碉堡开始的；紧接着这轰然巨响，四面的攻城部队都吹起激昂的动人心魄的冲锋号……我军工兵迅速架梯设桥，突击队飞越几丈宽的外壕，奋勇登城，占领日寇的城防工事……伪军莫正民部内应起义，在碉楼顶上挥动着上书“光荣举义”的白旗，并引导我部队占领各要道和制高点。这期间，日寇虽然曾经两度猛烈反扑，但都被我击退，不得不退守日寇中队司令部的小围子，凭着强固的四座核心碉堡负隅顽抗。到了时近子夜，我部急需拆毁城墙和担架队的民夫，我和曹秉衡同志也与张团通讯连的部份人员，分赴城外村庄去动员民夫。我们进村后，一连敲了几户的门都没有人开门。到了第五家，我们敲了半天还是没有回应。我们急了，不得不用力猛踹那扇并不坚固的门，终于从屋里跑出来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汉，他披着一件棉袍裹着光裸的身子。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说他家没有壮丁。我说要进去看看，他不让。正争执着的时间，从堂屋里跑过来一对青年男女。男青年说：“爸！我去！”女青年也说：“爹！您就让他去吧!我看不碍事的……”老汉光火了，向他俩吼道：“还不快给我滚回屋里去！”那对青年男女，只得遵命退回堂屋里去，秉衡高声质问：“为甚么不让你儿子去?”这时，老汉却哀告起来了：“长官！他们俩前天才成的亲……您就高抬贵手让他过去吧！”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这俩书生竟然说不出一句强硬的话来，末了还是我淡淡地说了一句。“反正你家得派人去！”说着我俩就走开了。就这样，一直到天亮之前，我和秉衡只动员到五名民夫，交给通讯连的同志带走了。我不禁暗自责怪自己的无能！

固守在小围子内的日寇相当顽固。他们凭着完备而又坚固的防御工事——四个互相策应的用钢筋水泥筑成的碉堡、铁丝网、地雷网、壕沟、地下堡以及可以封锁各条通道的火力交叉网——坚守待援。面对这顽固的敌人，在激战中，我军虽然一次次地猛烈冲击，但是进展得很慢。到了十五日下午，我军加强了各路的攻势；敌人也从他们固守的碉堡向城里的各条通道和民房，疯狂地发射掷弹简和燃烧弹，引起城内多处起火，我军也受到较大伤亡，这时候，部队一面派人救火，一面不断快速增援火线上进攻的部队。我和曹秉衡同志，就是在这紧迫时刻，随同突击队冲往前线，在进入敌人射界时中弹的。秉衡同志被击中头部，当场倒地牺牲了。我也两腿受伤倒在地上，但是我仍然十分清醒和镇定。我爬到秉衡同志身旁，喊着他的名字并用力摇了摇了他…他前额冒着鲜血，刚才还带着的那副深度近视眼镜不见了，面部没有痛苦的表情，仿佛还像平时那样沉着和豁达。这时，正好来了一副担架，我叫担架员先把秉衡抬下去抢救。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又来了一副担架，才把我抬下去。在路上，迎面遇到萧华同志带着随从人员走了过来。萧主任发现担架上的我，不禁一怔，问道：“啊！你负伤了?怎么样?……”我说。“也许不要紧吧！不过秉衡同志牺牲了！”萧说：“刚才看到他了。唉！多好的大学生啊！真是，你们文人何必拼命往前冲哪!”他说着，向担架员挥挥手，说：“快送他去卫生队包扎！”

在暮色苍茫中，我被抬到设在城南一家学校里的包扎所，手术台就是两张书桌。王科长亲自为我动了手术之后，又交给担架员把我抬走。麻药很快就失效了，我双腿的伤口疼痛难忍，身上也感到阵阵高烧；不过神志还是清醒的。我感觉到，担架把我抬出城南门之后，就向西南方向一个村庄走去。这里好像是前天子夜时分，我和秉衡去动员民夫的那个村。当担架到了一家门前忽然停下来时，我才猛然发现。这竟是那对新婚夫妇的家，抬我的民夫中有一个正是那老汉。因为他穿了一身短打，扎了一条黑布腰带，裹着一块白粗布头巾，所以我一直没注意到是他。他要进家取些旱烟在路上抽。不一会儿工夫，一个青年妇女——就是那个新媳妇——送老汉出来，还说：“来旺也到城里去支前了，没事的。爹！您就

放心走吧！”当她走过我的担架时，不禁一怔，并脱口而出地说：“你?就是前天晚上来动员民夫的同志吧?”这细心的大姐，发现我没有枕头，便说：“连个枕头的东西都没有，这那行！爹！您等一下，我去给他拿个枕头来。”她很快就从家里抱着一个枕头出来。这是一个绣着一对鸳鸯的长方形的漂亮花枕头。她小心地让我枕好，还说：“同志！这算是我们小两口送给你的，让它给你带来好运气……”

转眼间又是隆冬时节了。虽然我隐蔽养伤的地点，都是在山区的偏僻角落，可是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带着通信员小于已经先后奉命转移了两个村子。这是因为日寇要报那败走莒城的“一箭之仇”，除了伺机袭击我军主办之外，还不断派出汉奸、特务或小股敌军四处搜索，妄图捕捉和杀害我军伤病员。为此，各级领导对伤病员的安全都十分关怀。

这一天的早上，我醒得很早，躺在草铺上凝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出神，忽然卫生队的通信员匆匆走了进来，向我传达了紧急通知：敌人出动，即速向指定的另一地点转移。小于一听这消息，就立即行动起来。他把我俩的简单行装收拾停当，随即到村子里请了两个年轻人，小于和他们把我安置到我那随时备用的担架上，抬起就走。雪，下得不算怎大，可是纷纷扬扬的雪花，也使人感到眼前一片迷茫。盖在担架上的破油布，转眼间也变成白花花的了。

我要转移的新隐蔽点，是在当地人称做笔架山北边山沟里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自然村——下洼。老村长把我安排到他的弟媳妇徐大娘家里。徐大娘丈夫早丧，她拉扯大一子一女。前些年女儿成人就远嫁他乡，极少来往；儿子前年参军走了，没断了给妈写信，人却未曾回来过。这家“堂屋三小间，一个小院子，两厢设有猪圈和鸡舍，全是山石砌的墙，茅草苫的屋顶。我和小于被安排在堂屋的东间，迎门那间是过道兼做灶间，大娘住西间。大娘虽说一双小脚，却有一双有力的手；她一脸坚定却又平和的神色，令人感到可亲可敬。我想，这真是一个在艰难困苦面前不愿低头的倔强的母亲。她为了我的伤口能够早日痊愈，在起居饮食上，简直可以说，她是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地关照我。她不仅把积攒的鸡蛋都给我吃，还杀了一只正当下旦的母鸡让我补养……这不禁使我深深感到，在这千里迢迢之外的他乡，在这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竟能享受到犹如亲娘般慈祥、温暖的母爱而无比激动。为了报答她，我把自己的津贴费和同志们赠与我的一点钱送给她，说是让她补贴家里的零用。她坚决不受，还不高兴地说：“你这孩子!瞧不起大娘啊！”

因为是分散隐蔽养伤，医生或卫生员要隔些日子才能来一趟，所以清洁伤口和换药的事，都交给了小于承担。可是每次清洁伤口时，她都要抢过去亲自动手。真像母亲那样，为了使我得到些宽慰，她总是抽空坐到我身旁，给我说这说那，讲她的艰苦身世，讲她那出于无奈而远嫁他乡的女儿，讲她那参军的好儿子……有时讲到伤心处，她忍不住抽泣起来，我也不由地和她一起落泪。

一天傍晚，小于告诉我：外面雪停了，可是风更大，天气似乎更冷了；漫山遍野积了那样厚的雪，看来到开春怕还化不尽哪!因为我每天教他识字，想借此考考他：“好看吗?你说该怎样形容呢?”他想了想，说：“我看可以说是——冷酷和严峻……”看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忍不住地笑了。这一夜，我睡得不太安稳，感到天气的确更冷了，仿佛外面那呼啸的寒风从石墙的一些缝隙中钻了进来……忽然我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大娘和小于被惊醒后连忙迎了出去，原来是老村长带着两个要抬我转移的壮汉，匆匆走进来。说是地下交通员传来紧急情报：前天傍晚，我军在鼓山前和敌军打了一场遭遇战，虽然打了个平手，可是两名受伤的日本兵被我军俘虏了；又急又气的敌人，误信汉奸报告，说这两个鬼子伤兵被藏在笔架山的山沟里，于是派出几股日、伪便衣队进山搜索，有一股已经封锁了东山口，估计天一亮就会搜到这里，因此必须立即转移。现在东沟口被封锁，只有冒险穿越没有路的西隘口了；可是这几乎从来没人走的又窄又深的隘口，现在雪这样深，担架怎过得去?老村长和大娘都很焦急，最后还是那两位壮汉拍了胸脯，说：“您老放心，我们俩豁上命也要把这同志送出去！”听这话，老村长只好同意。

两位壮实、年轻的乡亲，抬着我踹着雪一脚深一脚浅地上了路。在这深更半夜，眼前是迷茫的雪的原野，那西隘口早被大雪埋没了。两位乡亲寻了好一会才找到这隘口的方位。可是抬着担架是很难过去的，只好一个人在前头踏雪开路，另一个人背上我，一步一步地挨着往前走……我们都曾经摔倒过几次，险些被埋进隘口的深雪之中。

当我们到达新的隐蔽地——相距大约十里路的羊馆寨时，已是黎明了。我和两位乡亲亲切握别，他们就沿着大路往回走了。在新房东家，小于帮我整好床铺，扶我躺下时，突然发觉莒城那个新媳妇送的花枕头丢了！这不是有负她的一片鱼水深情吗?为此我深深感到不安。尤其出乎意料的是，这时候，徐大娘蒙着头巾，拄着一根树棍，拖着一双小脚，匆匆走了进来。看得出，她虽然十分疲惫，却仍然神色自若。原来她是为了送还我遗落在她家里的钢笔和笔记本，不顾安危匆匆赶来的。我真心疼她，这把年纪，一双小脚，又是雪深路险的山隘……我一时被感动得不知说啥好。大娘喝了碗水，歇了一小会儿，就要往回走。她亲切地叮嘱我：“孩子!安心养伤……好了可千万别忘了看你大娘!”我含着眼泪说：“大娘!我记住了!”她不让留也不准送，和来时一样匆匆，迈开小脚拄着树棍儿，仍然踏上来时的险路走了。

随着新春的来临，我两腿的伤也基本痊愈，可以慢慢迈步行走了。小于每天上午都陪我到村外走走看看。积雪已经大部分消融，但是山间田野上仍然散布着斑驳的残雪。我决心在归队之前，去山那边看望徐大娘；这不仅是履行承诺，而是要感谢她对我的恩情。这天一大早，小于陪我带着从集市上买的糕点和一块“阴丹士林”蓝布，沿着大路走向下洼村。因为走得太慢，将近黄昏我们才到达那里。老村长心情深重地说：“就在你转移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大娘从羊倌寨刚回到家那工夫，日伪军的便衣队进村了。村里几户人家，敌人都挨着搜查，到了大娘家，敌人嗅到一股药味，也可能早有特务告密，于是残忍地逼问大娘。她被打得死去活来，始终否认住过甚么伤兵。最后敌人发疯了。把已经半死的她反锁在屋里，接着从窗口扔进去两个手榴弹，又放了一把火……就这样，家破人亡啦！”眼前——我曾经在这里享受到母爱般照顾的家院，已经是断壁残垣，一片狼籍……这一切，使我感到满腔悲愤，不由地跪倒在门前的残雪上，深情地唤了一声：“大娘！”“我来看您哪!”

责任编辑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