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　好

有一张脸常常会无端地浮到我的眼前来。这张脸很独特，它毫无血色，苍白得像是一张人造脸。脸型则是横置的椭圆，横椭圆上的那双眼睛又小又惊慌，无论何时，总是偷偷瞥上一眼，就慌里慌张即刻收回，急切地看着自己的脚指头，或者透过腰肢看自己的背。这张脸和这张脸上的一贯神情三十几年前我是那么熟悉，熟悉得几乎是镌刻在脑海里，所以随着年岁增长，阅历加深，我是越来越常常记起她来，而且越来越心疼她，越来越替她惋惜，替她慨叹。

那时她大概十二三岁吧，我则只有六七岁。我常常跟着外公到她父母开的小店去买东西。她的父母说她胆怯，不喜欢到学校去，所以常常呆在店里帮忙。

外公买完烟丝，常常要和阿端(她叫阿端)的父亲海楠伯抽烟聊天的，我则正好可以和阿端玩。有时我们踢毽子，有时我们走跳棋，有时则什么也不玩，只是对面坐着，一人一块桂花糖啪嗒啪嗒使劲嚼。

那天我系了一块新买的棉质红格头巾，鲜艳而亮丽。阿端凑过来看，一副十分羡慕的神情。我看她很喜欢的样子，就解下来让她瞧。然后我和另一个到铺里来的小孩子玩起沙包来。离开杂货店的时候，我已玩得满头大汗。外公催我回家，我擦擦汗就跟外公走了。

第二天我自然想起我那漂亮的红头巾，我一路小跑着到杂货店向阿端要。

阿端却满脸通红地否认店里有我的红头巾。她的眼眶里甚至渐渐有眼泪跑出来。她那费劲的、勉强的、痛苦的神情使我大受震动，我对她顿生怜悯。我不再坚持要我的红头巾了。我默默地，有些惆怅地回家了。

几天后我再到杂货店去，店里已经没有阿端那张横椭圆的苍白的脸。

她从此不到杂货店来了。她甚至连家门都不再迈出一步。

我那时年纪虽小，却隐隐觉得阿端的闭门不出和我的红头巾有些关系。我真想让她知道这事不算什么。

有一天我终于走进她的家。她的家一楼几乎全是空的，因为潮湿，也因为暗、只有灶间仍旧在使用。

我同正在灶间烧饭的阿端母亲荷莲婶打过招呼，便踩着摇摇晃晃的楼梯上去找阿端。但我立刻看到一个身影从二楼中厅飞掠而过，消失在前房的门后。那身影肩上披的正是那条醒目的红格头巾。然后是阿端的父亲海楠伯走到楼梯口来，有些口吃有些费劲地告诉我阿端不在家。我有些惊讶，但我想了想，还是转身下了楼。

从那以后，我不再想着去找阿端了，因为我从此明白这个镇上阿端最不愿见的就是我。但我心里一直盼着阿端不久就会丢开那件事，重新走出那地窖似的阴暗的家。

可是胆怯的阿端，老实的阿端却始终磬石般顽固地闭门不出。她怕见任何人，整整二十年了，她没有在镇上露过面。而她那简陋的家是那样阴暗、潮湿，缺少阳光、空气，甚至还缺少风。她的寂寞冷清孤独可想而知。

直到二十年后，阿端才被迫走出家门。这时，阿端已经是个老姑娘了。她是那样瘦小，憔悴，苍白，不安。她甚至比二十年前还要矮小，还要单薄。她的同龄人都早已经结婚生子了。她们至少是健康强壮，生气勃勃的劳动者。而可怜的阿端除了那条她一直珍藏着的红头巾和一副病弱的躯体，一无所长，一无所有。而且她的父母相继去世，毫无生活能力的她连缩在家里都不可能了。

她终于由她那在外地工作的兄嫂做主，嫁给乡下一个四十多岁的鳏夫了。

矮小的阿端，单薄的阿端，有些佝偻的阿端穿着蓝幽幽的衣裳，挽着一个小包袱从她那阴暗的家里惊慌地走出时，强烈的阳光射在她的脸上，她顿时昏厥过去。

她那毫无血色的脸上、臂上极鲜明地漂浮着一条又一条蚯蚓似的青筋。

昏厥的阿端终于被她的哥哥抱到鳏夫的自行车后座上、被推到乡下去了。

我不知道怯弱、敏感、自我封闭了二十年的阿端醒来时，面对陌生的鳏夫、陌生的家，会不会再度昏厥过去?

我是越来越无法忘却她的故事。我常常想，一个人终其一生，大概没有不犯错误的。当我们犯下错误时，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被这个错误打倒，被这个错误压垮。因为当我们被这个错误死死缠住而不能自拔时，我们其实已经又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很可能更大、更致命。

(潘励、唐琏摘自1995年8月4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