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8日上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冒着酷暑向500名交大学生做讲演，叙谈自己毕生治学的经验。

我是在安徽合肥出生的。1929年，我7岁时，全家搬到清华园，前后8年。小学是在清华教职员子弟学校念的书，成绩还可以，但没有特别的好。1933年，我小学毕业，进了北平崇德中学。当时，有一件事情对我是很重要的。我父亲是教数学的，他发现我在数学方面有一些天才。1934年夏天，父亲决定请一个人来给我补习，但他不是来补习我的数学，而是给我讲习《孟子》；第二年，又念了半个夏天，我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了。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向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向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孟子》，使我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对我有很大意义。

崇德中学对我比较有影响的，是图书馆里的书籍。譬如，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中学生》，每个月厚厚一本，我每期都看。从文学、历史、社会到自然科学，都有些文章。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篇文章，讲排列与组合。我第一次接触到排列与组合这个概念，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另外，那时是30年代，1925—1927年，是20世纪物理学发生革命性变革时期，产生了量子力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智慧革命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半导体、计算机、激光，如没有量子力学，就不可能产生。当时，有一些物理学家写了一些科普书，国内有人翻译成中文，我从图书馆里借来，这些书给了我很大的营养，尽管有些内容，我不能完全理解，但对我很有帮助。我对其中所描述的科学上新的发展、许多奇妙的几乎不可置信的知识，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对于我以后学物理，不是没有帮助的。

抗战爆发后，我们全家到了昆明，我考入了西南联大。我在那里6年，是我一生做研究工作奠定基础的年代。那时，学习空气非常浓厚，物理系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其中有一个关于麦克斯韦方程的讲座。麦克斯韦写了一个著名的方程式，这是19世纪物理学的最高峰。这个方程式，到了20世纪，大家大大地了解了。今天的无线电、电话……凡与电、磁有关的，都基于麦克斯韦方程式。当时我才大学一年级，还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个重要性，但听了这些演讲，吸收到当时的那种空气，还是很有好处的。另一个讲座，对我更有直接影响的，是王竹溪教授讲的“相变”。50年代我做博士后时，我因为当时听过“相变”的演讲，一直有兴趣，就围绕着相变，做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成绩还是相当好的。我讲这一些的意思，是要大家知道:做学问，许多事情要慢慢地来。你当时对有些事情听了没有完全懂，不要紧。慢慢地，它对你的整个价值观，会发生影响。

我接触过许多学生，他们都很聪明，但后来的兴趣、发展方向、成就，很不一样，这里很重要的是价值观。孩子若对某一方面特别注意，能激起兴趣，觉得学起来特别妙，能在脑子里生根，他或许就能在这个方面上发展。对一个年轻人将来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选择研究方向。我在美国，看到过几千个博士生，念书时都很好，但过了20年，他们的成就相差悬殊，有的很成功，有的默默无闻。这不在于他们的天分、学历。在于有的路越走越窄，有的越走越宽。如果他选择的方向，五至十年后大有发展，他就能有所成就。如他所选择的方向，是强弩之末，就不能发展。那么，怎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么才能看清方向呢?具体的很难说，关键是要把握住整个趋势，不要只是一头钻进去，眼光太短浅。

中国现在的教学方法，同我在西南联大时仍是一样的，要求学生样样学，而且教得很多、很细，是一种“填鸭式”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教出来的学生，到美国去，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弊病在于，它把一个年轻人维持在小孩子的状态，老师要他怎么学，他就怎么学，他不能对整个物理学，有更高超的看法。我到北大、清华去，他们告诉我，物理课本有四大厚本，学生喘不过气来。一个喘不过气的学生，今后不可能做得很好。他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学生，将来才行。

整个东亚教育的哲学，太使一个人受拘束。要使每一个人学得有想法。那么，怎么弥补呢?譬如物理学，美国有一本杂志，头五页是报道各方面的最新动态，我就建议留学生每期都去看看。即使不懂，也要看看。这种学习方法，我叫它为“渗透法”。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是一种“透彻法”。懂得透彻很重要，但若对不能透彻了解的东西，就抗拒，这不好。“渗透法”学习的好处，一是可以吸收更多知识；二是对整个的动态，有所掌握。不是在小缝里，一点一点地学习。一个做学问的人，除了学习知识外，还要有“taste”，这个词不太好翻，有的翻译成品味、喜爱。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学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各个科学家，也有自己的风格。我在西南联大7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我的“taste”。

后来到美国，我在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物理系。我在中国学习的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从牛顿三大定律，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出发，然后推演出一些结果。我发现，这完全不是费米、泰勒等的研究方法，他们是从实际试验的结果中，归纳出原理，是“归纳法”。我很幸运，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好处，都吸收了。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影响。

21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继续要有很大的发展。这里，除了研究工作外，很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介绍给年轻人，以及大众。这需要教育，也需要科学技术普及。科普，是相当复杂的事情。因为一个做传播媒介的人，不可能完全专业于一门科学，但他又必须了解各门科学。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学，有没有特别设立专门训练报告科技知识的新闻记者的专业。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尽快办起来。

(邱志坚摘自1995年7月2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