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飞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好!我是阎维文，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个当兵的。作为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军龄的老兵，我很愿意和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说说心里话，但我毕竟不能和所有的朋友一一认识。因此，我把这些年来，我与词曲作家合作的军旅歌曲录制下来，献给大家。说句心里话，我的这些歌，与其说是唱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说出来的，说的就是我对人生的理解，对军旅的感情。愿我说的也都是大家要说的心里话。

——引自《阎维文献给战友的歌》磁带开场白

八一前夕，阎维文毅然决定把自己的私人积蓄拿出来，录制一盘军旅歌曲专辑奉献给远在边海防的战士们。数量是8100盘，取“八一”的谐音。这事在军营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笔者走访了这位著名歌唱家。开门的是阎维文的夫人刘卫星，她笑着说:“小阎为了等你，推掉了去八一厂拍录像!”这时，阎维文从内屋走出客厅，他的样子比电视上化了妆的更朴实自然。我的第一感觉，阎维文不是摆明星谱的人，他首先是个好兵。我们在沙发上对坐着，采访就开始了。

问:很多歌星是靠演唱影视插曲或流行歌曲一举成名的，而像你这样多年来专心致志地演唱部队歌曲，靠《小白杨》、《想家的时候》、《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等一大批战士歌曲赢得军内外亿万观众的心，确实不多见。能谈谈你的感受吗?

阎:我对部队歌曲确实是情有独钟。艺术家各有各的艺术追求，我想这和每个人不同的人生历程、情感历程有关系。我不满15岁穿军装到部队，是军营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理的孩子，培养成为一名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有水才能养鱼，有林才能育鸟，有适合的环境才能培养人才。到总政歌舞团15年来，我每年坚持下部队演出100场以上。特别是在边防海岛和一些偏僻的营区，眼见战士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我们所到之处，大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有的地方像过年一样热闹。去年春节文艺晚会上，有一个高山雷达连收不到电视节目，战士们从营部长途电话里听到了我演唱的《想家的时候》，话筒在战士的耳朵间传递了50多人，一首歌仍没有听完，谁也不忍心多听一会儿，怕后面的战友听不到，大家的眼泪滴湿了话筒。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眼睛发红，嗓子发哽。前不久，内蒙古边防一位姓温的战士，给我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来信，信末说:“太可笑了，或许您根本收不到，读也不读此信，但我还要等一段时间。9月14日(农历)是我的生日。在那天，我如再见不到我现在在世上唯一的一个可信的人——阎维文叔伯的回信，那我就真是绝望了。”后来，我给这位素不相识的战士回了信，并从商店买了一盘我演唱的磁带寄给了他。他又来信说，你挽救了我的生命。战士们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真是以诚相待，人都是感情动物，我说什么也不能去赶那个时髦。再说，我的成功与成名都是演唱战士歌曲的，从情感上我真是别无选择。

问:听说你的经历坎坷，从小就梦想当兵，实现梦想又是几经周折，能不能具体谈谈?

阎:这个问题话就长了。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确实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小时候，放学在路边，看到开来的军车，我会情不自禁地向解放军叔叔招手。如果是车上的人能够给我招一下手，我会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去，对妈妈说:“今天解放军叔叔给我招了手，长大了我也要当解放军扛枪打鬼子!”每每这时，妈妈总是像不认识我似地看着我，并且发出一声长叹。小时候我还不理解妈妈的苦衷，以后就越来越感受到“家庭出身不好”的巨大压力。1962年，也是同样原因，我和妈妈、姐姐的户口都从太原市迁到老家山西平遥县农村。我和姐姐在乡下半天上学，半天帮助妈妈干活，挑水、割草、种菜……而吃的却是干枣加玉米面。在城里生活惯了，刚开始很不适应，天天拉稀。偶尔，妈妈到5里之外的小铺子买上两个烧饼，小心翼翼地藏在身上，带回家里。白天不敢吃，夜深人静时，妈妈才将我和姐姐叫醒，看着我俩有滋有味地啃烧饼。那年月，村里的会多，老乡们聚在一盏挂在树上的汽灯下，听支书和队长不厌其烦地讲大家都能背下来的事情，困乏得直让人打哈欠。干部见到这种情况就提出唱语录歌和革命歌曲，提提精神。我和姐姐毕竟是大城市呆过，不怯场，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先朗诵几条语录再唱语录歌和革命歌曲。一次、两次，后来就成了乡亲们的专业演员。平遥是民歌之乡，郭兰英就是从这里走上歌坛的，大家对唱歌特别衷情。因为我和姐姐的歌声，打动了干部的心，妈妈再也不用参加“黑五类”的教育会了。回忆在乡下的岁月，我觉得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更是锻炼了我的歌喉。13岁时，我考取了山西省歌舞团。本来考的是声乐，团里却阴差阳错地把我分到舞蹈队，他们的想法是，13岁的男孩还没有经历变声的青春期，万一过两年嗓子变了就不适合唱歌，不如先学跳舞。那时候，凡是文艺团体和学校都驻进了军宣队、工宣队、贫协会之类的组织。我经常找机会和军宣队接触，与他们谈谈自己要当兵的想法。1972年10月份，山西省军区文艺队招文艺兵，经过军宣队同志的推荐，内定候选人4名，我放在第一位。这个风声不知怎么就走漏了，省歌舞团领导找我:“马上给你提干，你不能去当兵。”许多老师都来劝我:“别冒傻气，当兵只有6元钱的津贴费，而歌舞团提干就拿46元，还发春夏秋冬4套练功服。”我从小就这脾气，认准的事情就要坚决走下去。后来单位看我敬酒不吃，就来罚酒:“如果你去参加考试，就除你的名!”我还是去应试了。那天在省军区的大礼堂里过最后一关，当时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来拍板。我演唱了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接着又边跳舞边唱《洗衣歌》。考完试回到后台，心顿时变得后怕起来，想着如果没有考取，又将被团里除名。没过一会儿，主考官跑到后台找我，说:“首长让你写个报告。”当时我只有14岁，小学毕业，写什么呢?将笔头咬在嘴里沉思了良久，才在纸上唰唰划出一行字:“报告，我坚决要参加解放军!”就这样在省委书记的亲自过问下，我才走进军营。

问:那你又是怎样到了总政歌舞团呢?

阎:(笑)有人说我命运好。可命运、机遇也和每个人的性格与追求有关。1979年总政歌舞团需在全国招收30名合唱队演员。当时，歌舞团把视野主要放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我们太原只去了两名考官。复试时剩下3个人，结果就录取了我一个。因为正赶在春节前，团里没有通知我进京面考。领导问去招我的考官魏宝荣:“你认准的人到底行不行?”魏宝荣说:“合唱绝对没问题。”事后听人说我要是进京来面考，恐怕也不行，有许多实力比较强的人都没考上。我算是幸运吧。4月份调我的命令发到省军区，文艺队的领导急了:“你怎么去考总政，这是与组织不一条心嘛!”我能说什么呢，刚刚作为第一批发展的预备党员，就犯下了这种脱离组织的错误，后果不言而喻，大会小会做检查，接受大家的批判。人的命运往往是啼笑皆非的，与此同时，上面忽然来了一道命令，全军业余文艺队撤销。我们那个队还在紧锣密鼓地赶制演出箱，配道具，正逐步朝专业化发展呢。如果不是那道救命的命令，到今天我恐怕也不一定在总政歌舞团了。

问:谈谈你军旅20多年来最难忘的一件事。

阎:1985年9月28日，我在云南前线慰问演出。那天，团里要组成7人小分队，赴老山前沿阵地。许多同志都积极要求参加，但从战情出发，只去两个小吉普。我非常高兴，作为一名军人，这身军装总算没有白穿，但也确实有些紧张，那夜我想了很多很多……

清晨5点，天刚麻亮，车子出发了。我所在的车里有傅庚辰、彭丽媛、柳培德和军宣传处王干事，司机小陈6个人。出发前，王干事讲了防炮击和特工等应急措施，每人头戴一顶钢盔，王干事冲锋枪子弹上了膛，小陈的手枪也打开了保险。我当兵十多年了，还是第一次见这场面。车子开得特别快，通过越军炮火封锁区时，司机小陈是转着S形方向盘的，像跳舞一样，大约走了20多公里。上去后，枪声炮声就此起彼伏的，我们沿着小路，走到战壕里，边走边唱，那天我唱的是《我爱老山兰》、《心中的歌献给战友》、《小白杨》，反反复复记不清多少遍，时不时歌声被枪炮声打断。一些战士怕我们出事，危险中就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我们。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王干事多次催我们下山，战士们却要和我们合影、签名，凡是能满足的，我们甘愿满足他们，因为战友们此时在听唱歌，说不准一会儿就飞来个流弹，倒下了。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潜在着这种危机。直到天快黑时，我们才下阵地。回来时我的嗓子讲不出话了，直冒烟，手也僵了。晚餐，我破例豪饮了4杯白酒。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军里又搞了一个“战地赏月晚会”，唱不出来了，我还是咬着牙表演了一个口技。我一直觉得，这次演出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直到死我也不会忘记。我那天切身体会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名言，自己还补充了一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艺术事业中去”，时刻鞭策自己。

打那以后，我对生死名利看得很淡。在舟山群岛部队演出时，遇上闹地震，房子像要翻筋斗一样。去泰国访问，飞机的机舱被道具撞了一个窟窿，直往里面灌风，在天上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又迫降在首都机场。我不害怕，真要是为了艺术贡献生命，也乐在其中。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吧。

问:有人说你鼻梁上那块痕迹是天赋的标志，你觉得自己成功靠的是什么?

阎:我这块疤(用手捏着鼻子)，是小时候顽皮摔的。我并不是天才，也算不上歌星。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一靠军营这片肥沃的土壤，二靠无数老师的栽培，三才是个人努力吧。我已经说过，没有部队，没有战士，就没有我阎维文，这也是我镌刻在心灵上的座右铭。培养我的老师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位，启蒙老师是山西大学艺术系教授张晓娟，到总政歌舞团以后，杨比得、魏宝荣、金铁林、李双江，克里木、程志等老师兄长都热情辅导过我。至于个人的努力奋斗，有这么些好的客观条件，不去创造能对得起谁呢?

刘:小阎这人有个牛脾气，认准的事就是拼命也要拿下来。在舞蹈队时，别人还在睡觉，他天不亮就一人到河边练嗓子去了，天天如此。拜启蒙老师时，人家开始并不太热心，两个星期辅导一次，后来看这个小兵挺

阎维文与妻子、女儿在家中执著的，就一个星期辅导一次，再后来随去随辅导。老师教的学生很多，而且人家都是交钱的，那时小阎是穷小兵一个，老师纯粹看他发狠，像个干事的人。

阎:你别听她瞎掰。

问:你上过什么学校深造?

阎:哎哟，一说上学可乐的事就多了。我只上了小学五年级，现在算帐连我女儿都不如。到了总政歌舞团以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单科进修声乐两年。1991年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上了三个月就退学了，大概是军艺头一个自动退学的。我的本意是系统地学学音乐理论，加深文化素养。可事与愿违，根本静不下心学。上学要复习做作业，老师课堂提问，挺紧张的。团里原是不准备让我去的，我去上学前，与团里有个“君子协议”:凡团里的重要演出我一律参加。这一说，重要的事情可就多了，给亚运会义演上深圳集资几十万重要不重要?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访朝鲜重要不重要?凡是工作哪有不重要的?说来也怪，那时军艺里也经常演出。我白天上学，晚上录音录到两三点，第二天一大早蹬着自行车就要往学校跑。刚刚学进去，外出演出又给冲淡了，回来赶紧补课吧，没过几天又要外出。我一看这辈子恐怕也集中不了学习时间了，就流露出要退学的想法。学校说:“别走，你该干嘛就干嘛，毕业时给你发文凭。”我早就评了一级演员，算教授级了，不在乎文凭，上学的关键是想学东西，可工作安排上确实无可奈何，回来吧。现在人们还开玩笑，说阎维文是军艺里的“逃兵”。

问:名人家庭和爱情总是有着几分神秘，你看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阎:我这里什么都可以问，我觉得人活得越透明就越自在。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什么值得用“无可奉告”来搪塞的。(刘卫星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嘛，就这么个家，这么两个人。)在省军区文艺队，我们俩人都是跳舞的，我15岁，她14岁，两个小兵，两小无猜，除了战友关系没别的。那时领导指定我们结成“一帮一，一对红”，后来在一起谈心，咬耳朵的话就多了。本来没什么，领导再三提醒，旁人有意无意的议论，反而把问题搞复杂化了。(刘卫星笑)我们是1981年结婚的，当时两地分居，她很辛苦，这么多年来，够她受罪的。我常讲，谁叫你是军队文艺工作者的妻子呢?家里的事我基本不管不问，里里外外刘卫星说了算。(别听他的，家是他当。刘卫星指着阎维文。)我们的感情一直很不错，生活中晴天丽日居多，有时也下点毛毛雨，主要怪我的脾气不好。我们这个家庭同样有着烦恼和困惑。1988年她得了乳腺癌，当时我正在准备参加全国第三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军队口上除北京电视台选送了彭丽援，我是军队自己选送的唯一歌手。不参加吧，军队系统就没有了代表；参加吧，卫星的手术就要推迟进行，实在让人苦恼呀!后来她说你不参加比赛我就不做手术。你争我吵，还是她说:“新疆、西藏当兵的家里出了事情，能及时赶回来吗?”我一想也是那么回事，便强打精神登上赛台。为了鼓励我，她拖着重病的身子赶到台下观看比赛。那次我得了第一名后哭了，倒不是为了取得的成绩，而是有种对不起妻子的感觉。后来正准备送卫星去医院手术，又接到了外出演出的任务。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好由在这个医院工作的郁钧剑的妻子小杜在手术单上签的字。所以，人们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

问:你还有什么其它爱好?

阎:总的来说，业余生活很贫乏，时间太紧张。闲暇时搞点收藏，一是藏信，再是藏酒。我收藏着有几扎子的信了，全是战士们写给我的。每当翻阅了战士们的信，就能增添我的力量，就能树起我的信心。有一点别人都不理解我，阎维文不喝酒，却爱收藏酒。每次外出，我总爱挑选一些精美的酒或酒具带回来，加起来有那么几百瓶吧。疲劳和烦恼的时候，拿起一瓶酒，就能回味起自己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就能想起那里的风土人情和朋友们的故事，美好的回忆随即冲淡了烦恼。

最后我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给我写信的战友们致意，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不能给大家一一回信，我要用更美的歌声来报答大家。感谢战友们，敬礼!

(宫美文摘自《军营文化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