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华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要想让当代中国的文史研究踏上一个新的台阶，认真深入地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等为代表的那一代学人，学习他们的优良学风和治学方法，吸收他们获取的成果，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就研究陈寅恪先生而言，该做的工作也不一而足，其中较为迫切的一项是要更多地了解他这个人，而要了解陈寅恪其人的一条重要途径便是研究他的诗。

诚如周一良先生所说，“陈先生的诗不仅言志而已，也是他(至少后半生)行藏出处的记录”，而且，由于陈先生主要从事史学研究，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很难看出他对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的态度，而他却“借诗篇议论了时事，借吟咏臧否了人物”(见《读书》一九九三·九期)。不仅如此，在诗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以至可以“心事早从诗句解”，足“为后来作史及知人论世者告”(《吴宓与陈寅恪》107、136页)。陈先生曾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柳如是别传》第4页)这句话我们只要把“钱柳”换成“寅恪”就可转用于陈先生本身，我们若要窥见陈先生作为“文化遗民”的孤怀遗恨，就离不开研读那些在那场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劫灰”——三百多首诗篇。

然而，陈先生的诗并不易读。这既有政治气候的因素，同时或许也是渊博的学问使然，另外恐怕还因为他刻意要把自己的心事用譬喻、典故、成语一重又一重地“包裹”(葛兆光先生语)起来，偏要让自己的著作成为“吴井”中的“所南心史”，等待后世能理解他的心意的“明眼人”(《别传》11页引钱牧斋语)。以吴宓先生对他的了解，尽管一方面说“寅恪诗大抵情志明显”，另一方面也一再申述，“不熟悉历史典故，不具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不对其人有非常的了解，很难确切领会其诗深邃的含义”(《吴宓与陈寅恪》第149、80页)。而吴先生提出来的条件今天又有多少人具备呢？连周一良先生也自称“读陈先生诗集还得抱着《辞源》查典故”，这尽管是周先生的谦虚，但同时也是事实，如果我说能不经查阅资料就读懂陈诗者世无其人，恐怕也不是夸张。

元遗山《论诗绝句》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陈先生的诗实在同样需要一部“郑笺”。但迄今为止，笺释陈诗的仅有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部书我无缘寓目，周一良先生以为“就总体说来，这部《释证》是触及陈先生心事的，是研究晚年陈寅恪的人不可不读的”，我完全相信这一判断。不过，《释证》至少留下一个缺憾，即它只笺释了晚年诗，而且肯定只是部分晚年诗，不含四九年以前的特别是抗战开始到四九年间的大量作品。现在，随着《陈寅恪诗集》的出版，全面系统地整理笺释陈诗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第一步工作是校勘。目前，大陆读者接触陈诗主要通过《诗集》、《寅恪先生诗存》和《吴宓与陈寅恪》，另有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及蒋天枢《事辑》也多有引录，但各本文字出入往往很大。很多是初稿与改稿之别，少量是别人作的改动(如《闻道》末句《诗存》作“惆怅陈鸿说华清”，《吴宓与陈寅恪》书前陈先生写示吴宓的手迹影印件，“惆怅”已被吴先生改为“怊怅”)，另有不少是在传钞、排印过程中造成的失误。如《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第五句，《吴宓与陈寅恪》作“狐埋狐催亡国”，《事辑》作“狐狸埋”，《评传》作“狐狸埋骨”。按，典见《国语·吴语》：“夫谚曰：狐埋之而狐骨之，是以无成功。”韦昭注：“埋，藏也。，发也。”后以“狐埋狐骨”喻疑心过度，不足以成事，则《事辑》所引 或因对仗需要(下句是“鸡犬飞升送逝波”)所改，尤有可解，《评传》则殊属非是。这些障碍如不先行清除，那么误解曲解、穿凿比附之病是难免的。

如何笺注旧体诗歌，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笺证稿》无疑是极好的范例，他所总结的那一套方法自应成为他的作品的笺注者的法宝。例如，有关“古典”、“今典”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就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本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地重视“今典”，认为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钱曾注“殊有负牧斋”的原因即在于“全部注本之中，究不以注释当日本事为通也”(《别传》10～11页)。我们要笺释陈诗，也就不能忽视这一点。如一九五七年的《答王啸苏君》七绝三首之二，前两句“东坡梦里旧巢痕，惆怅名存实未存”，我们仅仅满足于找到“旧巢痕”在苏轼诗中的出处(即古典)是远远不够的。蒋天枢《事辑》说，此二句“悼清华仅存其名也”。因为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清华的文、法学院已归并北大，故五七年的清华已非复二十年代王啸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陈先生门下时的清华了。这就是“今典”。如我们再联系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陈先生那段著名谈话中有关学“实业”与学“精神之学问”的部分(见《吴宓与陈寅恪》9～10页)，则更能窥知隐在字面后的沉痛了；倘昧于此，则对这两句断不能有深切理解。

关于“古典”，依陈先生的理论，又可判为两端，一是“引用最初出处”，二是“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始能通释作者遣辞用意之妙”(《别传》第11页)。前人的笺注，每每以找到“最初出处”为能事，而多忽视寻找“非最初而有关者”的意义，因此，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实属一大贡献。后者的重要性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作者在创作时在耳边回响的只是较后的某人的声音，最初出处也许根本就不曾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只找原始出处自然就不如非最初而有关者来得亲切。例如，一九六五年的《己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诗》之颔联“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我们能给“绝艳”、“繁枝”分别找出很早的出处，但如能再引黄秋岳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显然更有意义。因为陈先生对黄氏这两句特别欣赏，一九四七年已作有《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台看杏花诗(按即两句所出)因题一律》，一九六一年吴宓赴广州看望他时复盛称此联(《吴宓与陈寅恪》第148页)。当然，找“流”要比寻“源”更为困难，因为“源(最初出处)”只有一个，而“流”却可能枝分九派，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要准确地捕获它，确非易事。

笺注陈诗的另一可行方法是“以陈解陈”。一是以陈诗解陈诗，即把不同诗作中的相关内容集中在一起，前后比照，就更易体察作者的用意。以典故为例，有些是被一用再用的，如周一良先生举的“食蛤”，又如徐铉南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就用了五次，均可用此法。二是以陈文解陈诗，即用陈先生学术著作中的文字来解释诗句。如《乙未阳历元旦作》之二“残编点滴残山泪”即可以上引“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释之；《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初度适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之“老牧渊通难作匹，阿云(柳如是)格调更无俦”，则可以“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以及多处称颂柳如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类的文字释之。

拉杂书之，已该打住了。我深知，曲高必和寡。钱钟书先生也有一段很好的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先生生前身后的寂寞是必然的，甚至竟可以说是相宜的。然而，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确还有大量值得珍视的东西的话，那么，陈先生的思想仅仅被“二三”人理解又是远远不够的。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