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槿山

《和亮亮谈诗》一共收文三篇，最后一篇是“关于现代诗”，近两百页，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显然是重点，也确实是最精采的部分。作者从浪漫主义起笔，沿诗的长河而下，浩浩荡荡，一路扫过波特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瓦雷里、阿波里奈、布勒东、艾略特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诗人，最终却停笔在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以及中国现代诗的现状上。

中国曾经是一个诗的超级大国，我们的祖先创造过至今还让我们引以为荣的诗的文化。无须讳言的是，我们的诗也象我们的许多国粹一样没落了，这种状况即使在近现代也没有多大改变，虽然也出现了几个颇有天赋的诗人和几篇颇可一读的作品，但这三两点野火，终未能成燎原的气候。那么，西方的诗在浪漫主义之后，获得蓬勃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意境”，而我们的诗则是每况愈下，个中原因究竟在哪儿呢？作者就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详尽探讨，但可以归结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诗的发展首要的因素是观念的变革，即现代诗人和现代诗必须具有现代意识。

我想，诗的观念问题至少和诗本身一样古老，历来众说纷纭，而且肯定还会纷纭下去，因此如果是简单而笼统地重新提出观念问题，那很可能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作者显然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因此把重点放在了描述现代诗的演变轨迹上，细致地梳理了西方主要现代诗人各自的追求、各自的诗歌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通过这样的清场水到渠成地抽象出现代诗的特征。这种操作在方法论上也许谈不到多少创新，但考虑到西方现代诗现象的庞杂，以及我国翻译、评论、研究的不尽如人意，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大概正因为此，这项本该是基础的工作似乎还没人认真做过，以至于我们今天虽然都知道波特莱尔、兰波、马拉美等开创了一代新诗和新诗学，但如果问这些诗人到底新在哪儿，恐怕我们国内即使是吃这碗饭的也没几人能说出个甲乙丙丁来。作者把现代诗，或者说诗的现代意识总括(分解)为诸多相互关联的方面的问题，如感受和表现现实的方法、语言的探索和形式的革新、时代感和世界感等，但谈得最多的是诗的内涵的扩展和深化方面的问题。现代诗以思考代替了抒情，从表达情感发展为表现感受和体验，描摩思维过程为中心的全部精神活动过程，并以此来探索现代人意识深层的万千奥秘，发现人类心智的新景象，揭示生命的本来面貌和终极意义；这样，诗便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和独立的意义，“成为离开诗人，离开文学风习的超骄的精神实体”，因此诗就等同于生命，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和最高完成，只有通过诗，人才能够理解和表达最纯最本质的真理。当然，作者对现代诗的描述未必是完备的(其实也不可能对现代诗做出既一致又完备的界定，因为多元性、多变性、实验性和极端性是现代诗最明显的标志)，但它显然已经接触到了现代诗的特质，使我们有了一个展开讨论的基础，可以更容易、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诗。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即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的诗，即便是新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旧的，还不是现代意识的，作者把它称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浪漫主义变体，应该说这样的提法是十分敏锐的，它相当准确地说明了我们的现实。这种浪漫主义变体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引进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五四”后国人接受西方诗歌时，由于接受者所处的文化和时势的局限，很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文学观在国外寻找对等文学观的作品，因此浪漫主义诗歌成为首选的目标。据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早期的新诗界翻译得最多的是拜伦、雪莱和泰戈尔的作品。这样做的后果如梁实秋所说，使五四时代的文学在整体上趋向于浪漫主义。当然，真正拥有现代意识的作家是有的，例如鲁迅。彭燕郊先生多次强调《野草》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持这种意见的当然不只他一人)，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它未能产生理应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另外，我国三十年代也曾出现过一个现代诗高潮，尽管这些现代诗从总体上说还带有“言志”、“载道”、“抒情”的意味，但仍取得了极其可喜的成绩，遗憾的是由于战争、政治等人人皆知的原因，这一现代诗运动延续到四十年代后便没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否则我们今天的诗大约就不会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了。如果我们今天回头来考察一下曾因“朦胧”、“古怪”、“看不懂”而引发了一场论战的“朦胧诗”，那么也许应该说它不仅没有超前，而且还落后了，这种在中国诗坛上足够新的现象实际上也没能彻底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要知道，表现情感、个性、自我，展示苦闷、迷惘、创伤，传达“我不相信”或别的什么精神信念，以及追求感伤的情调和苍凉的古典悲剧美等等，都很难说一定是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这里也许有必要澄清一下关于“自我”的一个误会：在我看来，以法国象征主义为发端的现代诗并不是在继续表现自我、肯定自我、美化自我、尊崇自我，而是在挖掘自我、质疑自我、分裂自我，甚至最终毁灭自我，让诗从奴隶般的工具地位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它的文学功能，完全承担它的历史使命。当然，这里绝不是否认“朦胧诗”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意识，更不是否定以它为代表的一代新诗。虽然“朦胧诗”、“新生代诗”等都已渐无声息，但它们曾经勇敢地开创了一个新的黎明，对此，作者是给予了热情评价的。

在我看来，《和亮亮谈诗》中的一些论述也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彭燕郊先生那种极具气势、极其雄辩的行文风格把我迷住了，“坏话”只好留待来日再说。

(《和亮亮谈诗》，彭燕郊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四月版，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