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美

在这样一个崇尚功利的时代，小说的身上似乎也具有了某些商品的属性，而趋于迎合艺术外的享受，以致在赢得读者量的同时却偏离甚至失却了艺术的基本精神。文学的良心已不再是激发和唤醒，而成了对世俗的无可奈何的盲从，崇高感和责任心消沉到脆弱的边缘。处在这样一种心境中，能读到篇把耐人寻味、予人感思的作品，痴心的读者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初读《残碑》，颇有点误入迷津的感觉，以为又是篇玩弄深沉的什物了；细读之，觉得好奇妙：奇在形式，妙在内容，被撩拨起的思绪让人欲罢不能；再赏之，顿有春风徐来、胸释块垒之感了：对人生的疑问，竟有如此的禅悟?

《残碑》的基本旨意在于写作家“心中真切的生命和世界”，表达作家“对生活真切的感悟”，以至对人尤其是文化人的人生态势作出深刻的反思和抉择：民族的传统的心理积淀中，最积极、最具取向价值的要素是什么?是儒之“中庸”?是佛之“虚无”?抑或是道之“无为而治”?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实则是儒、道、佛互包互融、互消互长的历史。三教之中，道似乎为人所爱，儒为人所用，佛却仅仅为人所敬，这样一种兼容并蓄的构架熔铸的国民性格构成了民族之魂而独立于苍穹之下，它对历史、现实乃至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残碑》中的几个人物就是基于这种对立矛盾的关系而生发的：郑文公和孙秋生可说是货真价实的儒家弟子。郑文公初逾不惑之年便当上园林管理处处长，而且有“五车学向，知白守黑，不出户，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