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话剧《雷锋》中扮演雷锋的曹灿说：活得潇洒些，当当“傻瓜”又何妨；

一位神父说：天主教教义同学雷锋活动在很多方面是有联系的；

“亚洲飞人”邹振先说：讲究文明，于己于人都方便。

30年前的3月2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本刊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等题词，从此把学雷锋活动推向高潮。最近，本刊特邀请了几位各行各业人士，就新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开展学雷锋活动进行座谈，并整理和编辑了此文。

熊卿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一级演员）：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正全面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这必然给学雷锋活动提出新的要求。雷锋精神的核心，就是无私奉献。但无私奉献与按劳取酬、有偿服务在一定范围内是矛盾的。我的看法是：演员参加营业性演出，应当获得报酬。但文艺演出毕竟是精神产品，因此除了物质的功利标准，还有教育功能的社会效益标准；演员也不能成为纯粹的赚钱机器。譬如，中共中央统战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民委、文化部、全国青联组织的“心连心”慰问团先后赴新疆、内蒙、广西慰问演出，我都参加了，都是分文不取的。记得那年我们到新疆阿拉善山口的一个边防哨卡，那个哨卡上的战士别说看文艺演出，就是收到一封家信也不容易呵。那天我们路过哨卡，跳下车为一个执勤战士演出，演员比战士多好几倍。那位战士是流着泪看我们演，我们也是噙着泪为战士演。几天后，我们又路过那哨卡，远远地看见那战士持枪行注目礼目送我们直至消失在他的视线内，那情景我至今难忘。你说，我们的战士成年累月守在戈壁滩上，他们的奉献价值怎么衡量呢？这样的演出又能要报酬吗？现在有句流行的话：“没有钱是不能的，但钱也不是万能的。”细细品味，很有滋味。

曹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一级演员）：我今年61岁了。30年前，我曾在话剧《雷锋》中扮演雷锋。我理解，雷锋精神，一是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的精神，再一个是对周围的同志、对社会拥有一片爱心。在新形势下学雷锋，恐怕要处理好这么几对关系。如无私奉献与有偿劳动的关系—现在，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劳动自然要转换为报酬，但做人做事总斤斤计较，你就会活得很累，就会总觉得自己吃亏，这时你为什么不会活得潇洒些，当当“傻瓜”又何妨？再如处理好艰苦朴素与发展生产的关系—其实艰苦朴素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不矛盾的，我们既不能暴殄天物、挥霍无度，也没有必要把一双袜子补了又补。当然在贫困地区，该补袜子时还得补。还如处理好热爱本职工作与社会做好事的关系—一学雷锋不能仅仅理解为做好事，做好事其实是低层次的，尤其是做一阵子好事很容易。你到饭堂去做好事，抢着端盘子，人家服务员不瞪你才怪，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工作，让人家去干什么？重要的是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一辈子好事。我对《中国青年》很有感情，29年前，我在贵刊发表了《学雷锋—演雷锋—一学雷锋》的文章，今天又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心里很高兴。

刘国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神业处负责人、神父）：天主教教义同学雷锋活动在很多方面是有联系的。如雷锋突出的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宗教则对教徒提出“爱主，爱人”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教徒把对神的崇拜表现在对周围的人身上。我们教会提倡的是爱，就如教义上所说的：爱是容忍的，爱不忌妒、不夸张、不自大。我们曾在宣武门教堂组织过“学雷锋，献爱心，作奉献”的便民活动，上海、青岛、广州等地也组织过类似的活动，都是这种爱心的体现。宗教还要求教徒守本分、有责任感。你对自己的工作有责任感，也就是对别人、对社会的负责。在社会上每个人的责任、本分不同，做子女的、做父母的、做领导的、做工务农的，都有自己的本分，本分就是责任，就是义务，就是对本职工作的兢兢业业，对周围有一片爱心。从这些意义上说，我们宗教界也是赞成学雷锋，并积极开展了学雷锋活动的。近几年来，我们教徒中获省、市、级的精神文明建设或双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的有3000多人。这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其相容性，能够并继续为社会主义的安定团结作出贡献。

郑建邦（民革中央联络部处长）：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可以说，雷锋给了我这一生很深的影响。在新形势下继续开展学雷锋活动，我觉得有4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雷锋既是一位共产主义的战士，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下的道德楷模；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雷锋，对其他不同政治、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可能不好学，但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其榜样的作用是可以超越政治与宗教信仰界限的；而过去，我们把雷锋作为共产主义战士宣传得多，把他作为道德楷模来宣传还不够。第二、学雷锋活动要和时代的主旋律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社会的环境、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力量是最无情的，因此今天的学雷锋活动要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背景下来开展。第三、学雷锋活动要因人而宜，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政治身分的人，学雷锋活动的形式、要求都应有区别，这样才能有实效。第四、学雷锋活动要同端正党风净化社会风气结合起来，这样学雷锋活动的社会意义就会更现实、更深远。

金焱（北京市宣武区团委书记）：1983年，我们对全区调查后，发现我区无子无女的孤寡病残老人有300多个，我们就把我区的学雷锋活动具体化为综合包户服务活动，发动全区团组织分片包户，根据各自的行业特点，定期给老人送医、送粮、送煤、送菜上门，帮助老人收拾卫生。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平常，但我们坚持至今，直到为其中的200多位老人送终，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老人屋子长年不扫，气味熏人，我们的团员进去帮助收拾，可一出门却难受得吐了。有的老人住的胡同只有七八十公分宽，一条胡同拐七八个弯，就是冬天棒小伙子为老人送完煤，也累出一身汗。前几年，在两个文明建设出现“一手硬，一手软”时，我们的综合包户活动坚持了下来，最近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有人提出是否改为计时有偿服务，我们的团员青年回答说：“这些老人如果有儿有女，我服务时可以有理由要报酬；可他是个无子无女的老人，他靠的就是社会主义，要报酬我开不了这口。”

邹振先（国家体委训练局田径队教练）：说起开放，体育运动是较早开放，走出国门的。目前世界上体育运动员出场竞赛，都有出场费，有的出场费高达几万美元。而我们的运动员出场参赛的出场费一般交给国家，因为我们运动员的后盾是国家，国家为运动员提供了一切。也有一些运动员对此想不通，但大部分运动员对此是明白的。像邓亚萍、陆莉等，在奥运会后都向“希望工程”等捐款。你说这是不是雷锋精神？或许也是。他们从教练、从老运动员身上体会和学到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有我国的国情。在新加坡看到过这样一条标语：“请讲华语，与人方便，与己方便。”那么套用一下，是不是可以说：“讲究文明，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陈立群（百万庄园董事长兼总经理）：我是1988年回国的，此前在希腊学习。在希腊时，有一天，在马路上见到一位骑摩托车的摔倒了，一个台湾人把他抱到医院，听说伤者没危险后才不留姓名地走了。你说台湾有雷锋吗？但我想不管哪个制度、哪个国家，人们都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多一份温暖、多一份爱心。我回国后，开了酒楼、歌厅。国内，搞这行业的有不少设“陪酒女”“陪歌女”等，我那里坚决不搞。前些日子，我那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顾客在我那儿吃饭，回家时发现他刚为一辆轿车买的车牌丢了。他认为可能是丢失在我们这儿，就来找我们。我二话没说，问他这个车牌多少钱，赔了他。当然，他弄个车牌不容易，但这个车牌也不一定在我们这儿丢的，有人对我赔失主的钱很不理解。但我坚持这样做了。我认为我不“傻”，这与其说是我的“生意经”，不如说是我做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雷锋活到今天或许也会赞成我这样做，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多一份给予呢？

楼志豪（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30年间，尽管历经风雨坎坷，雷锋精神至今不衰。作为个人，雷锋当然也会有历史局限性，但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的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奋斗精神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已经成为精神文明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雷锋堪称道德楷模。虽然雷锋生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但他依然能够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人的楷模。道德，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准则。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在经济交往中诚实、正直、讲良心、守合同、重信誉等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起码要求，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起码要求。遵守经济和社会规则，是讲道德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道德才能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地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依然是社会所需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已经溶人民族文化之中的雷锋精神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将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