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红

一

国营大中型企业多年来连连亏损，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块心病。但面对这块心病，多年来我们似乎仅仅是长久地忍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疼痛而已。

1992年11月3日，山城重庆终于爆出一个人们期待已久但又不便呼唤的新闻：具有42年历史的重庆针织总厂今天起宣告破产！

消息如炸雷般响起，冲击波很快震及全国以至海外。敏感的《美国之音》报道说：重庆针织总厂是中国政府迄今唯一不包分配的破产厂。

是不是唯一难说，但有关部门证实：这次是真破产。真破产的含义是：全厂2914名职工将按《破产法》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由就业局、保险局发放1至2年待业救济金，第一年为原工资的75％，第二年为50％，待业期间自寻门路，重新就业。

破产后的重庆针织总厂，没有了工厂以往特有的机器轰鸣、也没有针织厂特有的喳喳女声，整个厂都静悄悄的……

厂门左边的营业大厅大门紧闭，门边已褪色的白广告牌还在宣传该厂生产的“力净”牌涤盖棉、涤丝棉、涤丝缎、针织系列时装等获1990年纺织部金牌奖产品。大门两旁墙柱上“团结拼搏、求实进取”及“重庆针织总厂”厂牌的字迹已有些斑驳脱落。

一进厂门，昔日先进人物、厂领导露脸和宣传党的声音的宣传栏，现在贴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重庆市纺织工业局、重庆针织总厂告全体职工书，以及各地、各单位五花八门的招聘启事等等。在进门醒目处，张贴着破产清算组“关于领取12月份待业金的通知”、“医疗暂行办法”及烹调、车、钳、电、缝纫、裁剪、家电维修、营销、会计基础等各种自愿报名参加的培训班，似乎大家都在平静地忙着。

在最显眼的宣传橱窗里，8位姑娘的彩色照片已有些卷边、发黄，她们都是四川省、重庆市和总厂的头牌操作尖子。目前，她们也只能在橱窗里微笑着注视重针了。因为她们的厂子破产了，没了。

工厂破产前，拥有各种针织机具设备1200台（套），具有年产1600万件针织产品和800吨化纤加工能力，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集针织、染、整为一体的国有针织企业。破产时，工厂已连续亏损6年，累计达到2092万元，外债则高达8250万元，资产负债率超过200％，其中厂房、汽车、机器设备、办公楼、单身宿舍以及成品、未收回债权等物作了银行抵押。该厂还欠职工工资、集资款、房屋保证金等近240万元，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宗国有企业破产案。

笔者到该厂采访时，正赶上厂里发放12月份的待业救济金。一位自称有24年工龄的中年妇女说她领到93元救济金；另一位有11年工龄的女工则拿到79元，她们说自己拿的是级别工资，不合算。车间工人拿岗位号工资才划得来，最高的一岗可拿到118元。据发放救济金的同志说，该厂党委书记、厂长今天都来领救济金了，书记领了112元，厂长领了124元。

二

工厂的破产，一下摔破了所有职工长期以来端得稳稳的“铁饭碗”。脊梁骨没了，危机感油然而生。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能力大小，谁都面临生存的困扰、生路的重新选择。

政府不包分配，但也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撒手。这不，由国有资产管理局、审计、监察、国土、工商、财政、税务等部门组成的29人清算组于破产之日进驻该厂，他们的工作本来只是清点财产，移交、接管、评估、拍卖财产等处理事宜。但实际上，他们还同时担任着待业职工安排、退休职工安排、人民代表选举等一系列工作。

市政府也对待业职工自谋出路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个人经商，工商局优先办理营业执照，一年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有困难还可延长免税期；待业职工组织起来自办第三产业，第一年全部免税，后5年免所得税，再后5年减半征收；其他企业招一个重针厂职工，3年内每年可免5000元税收等等。总之一句话，全力为待业职工重新就业创造机会、提供条件。

通过广开渠道，挖渠放水，目前已有500多人的工作有了着落，他们中大多数是通过各种办法调离的。有关负责人称近期通过双向选择、择优录取、竞争上岗的办法，还将有近200人重新就业。但即使这样，仍有1200多人继续等待。

“有技术的，年轻的、干通用工种的，找工作比较容易。”一位负责人说。

“男的35岁以下，女的30岁以下，好走。其他就难了。”几位女工告诉笔者。

笔者进厂门时，见守门的女工在削着一大把竹签，问作何用，答曰：穿羊肉串。几位女工说现在没找到饭碗的，好多人都在摆摊。

至于近900名退休职工，则统一成立退管会，暂时挂靠市纺织公司，其待遇，按国家有关政策办，原企业内部政策就无法兑现了。他们期待着今年重庆市的退休职工统筹计划能实现。

当笔者问起照片贴在橱窗里的那8位能手的安排时，清算组的“新闻发言人”面有难色。笔者说这样的技术尖子，纺织局的其他厂子应该是抢都来不及的呀！可这位发言人告诉笔者，现在纺织行业都不景气，大家都在喊超员，谁还要人哟。

天天都有人来反映问题，而反映的问题基本上就一个：就业，要求政府集中安置。还有人提出，就安置在重针厂，请法院裁决、收回该厂，不破产了。复员军人、大中专学生则提出，我是国家包分配来的，企业破产了，可我个人没错，国家应该再包分配。

也难怪他们不适应，我们的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从生到死都由企业管着，现在都得自个儿管了，当然不习惯。这个厂职工孩子上幼儿园，每月只交20元；家里的水电费，自己只交一半，另一半由企业贴，光这一项全厂一个月就得贴一两万，一年下来的数字就大得惊人！现在不同了，孩子入托得市场价，水电费得全掏，享惯了的好处一下都没了。没有了企业这个保姆，毫无风险意识、竞争意识、社会化意识的职工一下被推向优胜劣汰的社会，当然不习惯。

厂里的幼儿园、职工医院则由市纺织局花钱买下来，划入该厂劳动服务公司，因这个公司另有执照和法人，没有纳入破产厂。厂子弟学校则由法院与56位债权人商议，半数以上债权人表决同意，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受教育的合法权利，学校不纳入破产清偿范围，现已移交重庆经委所属的汽贸公司，300多名职工子弟照常上学。有关人士特向笔者解释：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包括两点，一是人数要过半，二是债权额要过半。

一个拥有近3000职工、42年历史的企业说垮就垮了，转眼之间，重庆针织总厂这一称谓已成为历史。重针人伤感也罢，后悔也罢，不服也罢，都只能望厂兴叹、无力回天了。

三

一个大企业垮了，除了体制原因，其管理者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法院在审理中即认定：重庆针织总厂治厂不严，管理不善。80年代初经营失策，盲目引进，造成投资过大且浪费严重。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运行中，企业也有计划惯了的不适应，作为企业应当反思、总结，那么，与其相关的人、社会、政府又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幸好党的十四大召开，已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趋势不可逆转。

“重针的破产，除了清理财产，更重要的是清理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逐步形成，会有越来越多经营不善的企业破产，国家不可能、也没有精力来承担破产企业职工的工作安排，这一点是趋势，也是必然。我们的职工、企业、社会、政府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有关负责人的这番话实在是一针见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人才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谁都将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与选择。然而，目前的社会管理中，人的市场却实在缺乏功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退休统筹不配套；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不具备；待业机制没有形成；职工再就业的培训也才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一旦破产，职工难以找到一个能推销自己的地方和途径，生存面临危机，他能不来反映问题吗？难怪有人说：破产了，人未必就不吃饭了。

政府对破产企业职工安置不能大包大揽，对办企业也不能大包大揽。一个企业，从引进、立项、市场、产品、原材料供应、销售等都有其主管局代行其职，甚至企业管理者都由政府指定，企业经营者没有一点自主权、风险意识及责任感，他怎么能管好这个企业？！像重针厂，从1986年开始到1992年破产，其间6年换了5任厂长、4任书记，刚在破产书上签字的这位厂长也才当了一年法人。没有连续性，没有法律责任，你说他们能安下心来管理企业吗？！

重针厂的破产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在必行。破产是企业走向重新分配、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之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过程当然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阵痛：人的阵痛、企业的阵痛、社会的阵痛。

据有关人士称：这次破产的执行，是今后重庆市破产法的实验。政府希望通过这次实验，走出一条破产法的路子，创造一个企业走向市场机制的环境和氛围。

事实上这个作用见效了。重针厂的破产，极大地震动了许多对市场经济不适应、效益极差的企业。登有重针厂破产消息的《重庆日报》，那天由1角钱卖到8角、甚至1元，而且很快被抢购一空。许多厂长把报纸发到班组，要职工们对照讨论。

同样受到震动的还有广大职工。一位小青年感慨说：“没想到政府真的不管了，打破饭碗也是自己的事了。妈的，今后可不敢再混了！”“现在哄厂子就是哄自己，厂子哄垮了，各人也没得饭吃了。”一位妇女接口道。

“管好工厂，关心工厂效益，不应是厂长一个人的事，大家都要关心，厂子办垮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一位机关干部对笔者大发感慨。

而更多的职工在力争多学一门技术、想办法先跳到一个好单位的同时，更深切地渴望尽快建立一个健全的劳动市场，“那样的话，即使破产，我们也不至于吃救济金呀！”一位青工对笔者说。

一个重针厂破产了，但面临同样境况的企业，目前在我国又岂是少数？如果我们的企业、职工、政府和社会不能从重针厂破产中得到有益的启示，那我们将何以顺利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

——该是我们全社会警醒、反思，并增加紧迫感和危机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