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靛

“你想当老板吗？”

我坐在北京海淀开发区团委办公室，对一个冷不丁撞进来的小伙子突然问道。

“想！当然想！”

小伙子回答得不加思索，干脆、响亮。这使我想起在许多大城市工棚的墙上，经常写着惊心触目的5个大字：“我想当老板！”

据开发区工商所的负责人介绍，去年入春以来，许多大公司的老板纷纷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一批精明强干、才华横溢的青年雇员微笑着向他们辞了职，径自去开创自己的公司，成为新的竞争对手。团委有个青年经理协会，从各公司选拔30名青年职员兼任协会理事，不到一年，就有十几人告别了原来的老板，办起新公司。

这叫青年“炒”老板的鱿鱼。与被老板“炒”不同，“炒”老板的青年，都是为了当老板。应当说，今天的青年把当老板看作一种摩登。

老板，作为一种职业、地位甚至阶级的称谓，从几十年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到今天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我们当然能感觉到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对青年所产生的吸引力，如同当年的上山下乡、高考、从政和出国一样强大，也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一代人对生活的某种追求。那么，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想当老板的青年人又在追求什么？

“我为钱，也为自尊”

带着问号我走进他们，又带着新的感觉走了出来。这是一个来不及思考，就必须行动的时代，许多问题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还是感觉了他们，比过去更多地懂得了他们。

在北京西郊的四海市场，几百平方米的简易楼里挤挤插插都是小屋，一间挨一间，就像积木搭成的方格子。据说每一格都有一个公司，数清了格子也就数清了公司。我随便推开一扇门，是个刚成立几个月的公司，老板还不到30岁。

我叫他小老板，他乐呵呵地接受了。一开始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当老板就为一个字—钱，绝没什么远大理想。”

这似乎是个最简单、又最入情入理的答复，可我却很有点疑惑，“现如今干什么不能捞一把？何必非当老板？”

“您算说对了，我家楼下有一哥们儿，别的不会，就会围棋，是真正的‘黑白职业杀手，就是专靠设赌下棋赢钱的那种人，每月都千八百地往回搂。有一回他碰上个特号大款，一下子就赢了三千块。说起来，我在合资公司那儿也挣不少，一个月小两千。”他顿了顿，又用轻轻地、然而却是一种强调的语气接着说：

“钱，真是个怪物，花的时候人人平等，多大的官，少一分钱也买不走那份东西，可挣的时候，滋味就不同了，‘黑白杀手的钱，挣得不踏实，合资公司的钱又挣得委屈。比方说，我为老板卖一台机器，出手就几千马克，如果一个月卖5台就多少？两千人民币算个啥！”

时间一长，他才明白，对于雇员来说，钱拿得再多，也是佣金；可老板呢增加的是资本。

“还有更让人难受的，公司规定，不管哪国人，只要一进公司大门，一律改叫德国名字。您说这多丢份儿！不就为几个臭钱吗？当时我真想破口大骂，×你祖宗！”他忿忿地说。

那年月的晚上，他说他躺在床上睡不着，把白天的愤懑像烙饼一样在理性的饼铛上颠来倒去，最后，还是决定忍下这口气。因为他必须在这里赚足了钱。“等有了资本一定杀出去，把老板的客户都‘卷走，让洋人也难受一回！”

一年后，他如愿了。

小老板得意地耸了耸肩，扬了扬眉：“别看我这个公司小得跟‘厕所差不多，可它是我自己的。赚了，自己花；赔了，谁也不怨，甘拜下风！”

这番话好像抹平了近年来许多人都曾有过的不平衡感—从主人到雇工。吃“大锅饭”时，谁都是主人，没人把这当回事；可一当起雇工，才突然发现，“主人”的尊贵远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包含着许多实在的东西。小老板就正是从这种不平衡中找到了“主人”某种新的位置。

“您说得不错，对我来说，在钱的背后，还有个更重的支撑—主人的尊严。”

“我图的是：活法”

“你说当老板是一种活法？什么活法？”

我问的，是一位私营企业主。他经营的文化衫远近闻名，霍元甲、马拉多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都曾经过他的手。

“这可说不准，看看我这身打扮，就是穷活法；看我隔三岔五的逛歌厅、喝‘人头马就是富活法；再摸摸我的心，听听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那就是劳神的活法，拼命的活法！”

他喜欢刺激性的生活，好折腾的性子与社会的开放程度同步增长。街道厂的厂长当得挺好，他却非要自己开饭馆；后来又嫌开饭馆也没劲，异想天开地要私人办厂。终于有一天，他在一个四合院的大红门上挂起了印字印花社的大牌子。

这期间，他不断被人“坑”，也“坑”别人。最惨的那回，竟因为一份合同的三字之差赔了十几万。干到第七个年头，出了件大事。一个工人因违反操作规程使电路出了故障；一根电线蹦出几个火花，仨钟头就把辛苦经营了七年的厂房烧得精光。当时他就站在大火旁，“消防队都没辙，我又能怎么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承认自己无能。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就睡在废墟上，仰面朝天，一颗一颗地数星星，数着数着，他忽然觉得没有了屋顶、没有了围墙，无遮无挡的，心里反而豁亮了。于是，他开始盘算，如何筹款、如何跑工商、盖厂房、招工……

现在，新厂房刚刚盖好，办公室的墙还散发着湿灰土的气味。我问：“你就没有想过，洗手不干？”

“怎么不想？当老板不是闹着玩儿。盖房的时候我发高烧，一个人躺在四面透风的屋里看堆儿，昏昏沉沉中，我就想喝碗有胡椒味的热汤面。建厂那年，我忙得一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不怕您见笑，我的背心、裤衩都是成打的买，脏得不能穿了就往垃圾堆里扔，真没空洗呀！那天我闺女骂我，你还会当爸爸吗？说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这种罪最让人烦。

不过我真有高兴的时候，牛哄哄的时候。多赚了钱、货销得快，我高兴；陪老婆逛豪华商店，她前头挑，我站在后边付款，也美滋滋的，要是能把竞争对手治得爬不起炕来，那就更开心啦！”

分手时，他对我说：“这叫致富欲，是让人上瘾的事，跟搓麻的感觉差不多。赚了，有多赚的瘾；赔了，有翻本的瘾。您信吗？”

我想我信，既然是一种活法，沉醉在这里的人，就不可能像抽烟一样，完了把烟屁股往烟灰缸里一摁，一走了之。

“我是根，至少是杈，

绝不想一辈子当叶”

在我接触的青年中，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为自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尽管它大得有些不切实际，但他们确知这个目标在何处。他们日日夜夜盯着它，就像是一个完美的梦想。当老板，不过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必然途径而已。

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街上散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位文绉绉的年轻人站在一堆旧书刊前，扯着嗓子叫卖。为了几分钱，他和买主指手划脚地讨价还价。我好奇地看了半天。

几天后，我在某大学的校园里碰到了他。经朋友介绍才知道他是经济系的博士生。当我向这位博士提起摆书摊的事时，他点了根烟，重重地吸了一口：“先讲个故事吧，有个渔民，一直以为自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因为他有本事从浩瀚的大海里捕到许多鱼。但是当他满载而归地来到岸上时，发现还有一种人比自己更聪明。他们只需几只筐，连脚上的鞋都不用脱就把渔民几天、几十天辛苦的捕获全部收走。”

这个故事一直记在他心里。“考博”时他就立下誓言，非当上国际“倒爷”不可。他不想让中国人永远当“渔民”，永远用廉价的劳动供奉岸边收获的洋人。他告诉我：“练摊，就是练俗，把读书人的酸味练下去。要对付更大的残酷，必须学会把脸当腚使，现眼，现大眼！”

这真是无独有偶，使我想起刚采访过的炎黄电脑公司。

大约一年多前，炎黄公司的几个创业者还窝在大公司里。自从他们为那个公司设计了一系列拳头产品，发现自己的实力后；自从他们感到中国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并非不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时，就开始琢磨自己办公司。那阵子，他们的耳边只要想起一个字“走”，就像听见了最诱人的召唤。

一番等待，一番周折，他们当真走了。几个人拿出自己的存折，凑钱买了两台工作机。先是以承包的形式寄身于某公司篱下，边开发自己的产品，边积累资金。

熬过了痛苦的一年，他们惊讶地发现，为一个营业执照，居然把一年的酸涩当成一桩喜事接受下来。三个月后，在中关村一条街上，很多人都知道了炎黄电脑公司，知道他们有个挺火的产品—巨星汉卡，还知道撑起这个公司的，只是几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

“从一开始你们就认为自己行？”看着他们自信的样子，我不禁问。

公司最长者、32岁的董事长说：“是的，我们的起点一开始就很高。您懂计算机吗？在计算机语言中，有种数据结构，主干称‘根，支干称‘杈，附着的结点称‘叶，叶结点永远变不成根和杈。我们不想一辈子当叶，我们是根，至少是杈。我们要办成中国最好的软件公司。”

“在你们周围有那么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觉得压力大吗？”

“压力很大，尤其是靠产品实力争，更难。但难的东西往往是最有把握，前景最好的东西。压力，只要不超过极限就会使人更聪明。我们现在的压力离那个极限还很远。”说这话的是公司销售经理，只有23岁。

实事求是地说，我采访过的20多位老板中，博士生和炎黄公司一类不是多数。但他们的行为是那样地贴近大地，他们的梦想又是那样地达到了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根的。

其实，更多的青年人还说不清为什么想当老板，许多深层次的冲动，被接踵而来的各种感觉遮掩了。有人说，老板有派，是一种功名和地位的标志；有人说，当老板可以试试自己的本事；有人说，这就跟玩股票一样，够刺激；也有人说，当今的女孩子专爱找老板，他想当老板多半是为获得某小姐的青睐；还有的说，跟单位领导闹别扭时就想当老板，心情舒畅后，又不想了……

我们何必苛求他们的想法是否深刻正确呢？生活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的开明和活跃使他们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并实现它，与10年前相比，青年人敢于如此坦率、放肆地说一声：我想当老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