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

革命，尤其清教式的革命，通常与酒无涉；放荡则离不开酒。闲来翻读《郁达夫日记》，几乎随处可见豪饮、大醉，乃至“二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去打野鸡”或“又喝了许多酒，找出了一个老妓，和她去燕子窠吸烟片烟吸到天明”一类的记载，用目下的说法，都可称为“流氓行为”，当初鲁迅先生也这样控告他们的。如果仅就行为而言，这样去看或许并不错，但把此种经历、欲念都写下来，并且付梓，则其中便含着另一种意味了。这至少表达了一个时代的苦闷与迷惘，况且郁达夫又不是“醇酒妇人”就可以麻醉的，他对自己的行为也不断地愧悔。某月某日发誓：“明天起我将变成一个完全的新人，烟酒断除，多做文章”，但不久便老毛病重犯。

但创造社同人渴望投身革命，大抵非伪饰。其中郭沫若，成仿吾先后从事实际的运动，郁达夫仍以弄笔为主，但也参与了不少社会斗争，最后也是因此在南洋罹难的。

没有“醉死”，便得择一活法。

令人最痛苦的，往往不是如何活吗？当这种痛苦达到极端时，有人甚至不惜一死。而各种死法里醉死想来是比较快活的一种。

说“醉死无妨”的郁先生真可谓“达夫”，深得真谛。

读书短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