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林

今年25岁的杨清河原本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自从他在安阳办了个“读去读来读书社”后，不知为什么，头上的黑发便一个劲儿地往下掉。

每次回家，母亲看到儿子总是满脸倦容，头顶上的黑发也日渐稀疏，伤心得直埋怨：你干嘛要受这分罪呢？

杨清河只是苦笑。

一

杨清河在骨子里瞧不起经商这个职业，尤其是个体户，在他的理想中，上大学、当工程师或者国家干部才是最体面的。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自己心目中价值最低的职业却是他生存和发展价值最大的职业。

那是1980年，16岁的杨清河正在安阳善应镇读高中。由于父亲早逝，兄弟姊妹多，全靠母亲一人在几亩责任田维持生计，杨清河的家境十分贫寒。每次从学校回家，杨清河就让母亲做好一袋子窝窝头带回学校，每到吃饭的时间就打来一碗开水，躲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在窝头上撒点盐吃下去。

尽管日子过得很苦，但杨清河并不感到悲伤。他用母亲常说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吃得苦中苦，能做人上人。”因此，学习特别用功，别的同学一天睡8小时，他坚持只睡6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部用在学习上，准备迎接能改变他命运的高考。

眼看高考的日子就要到了，杨清河却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首先感觉到的是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脑子记不住东西。更令他心惊胆战的是视力下降的速度出奇的快。当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双眼已经看不清面前站的人是个什么模样。终于有一天被老师发现了。老师严厉地对他说：“你必须休学治疗，否则，你会完蛋的。”

教师的话就像当年父亲死去的那个夜晚给他的启示一样：天突然间就崩塌下来，四周一片黑暗。杨清河知道休学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伤心地把眼睛哭得红肿红肿。

休学后就是借钱四处看病，医生说是过度疲劳和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综合症，最有效的治疗就是休息和营养。而贫寒的家境恰恰不能提供这两个条件。

高考的机会到底失去了。经过这番磨难，年少的杨清河似乎理解了一句名言：贫穷乃万恶之源。生存对杨清河来说已变得第一重要了。因此，他决定不再继续上学去圆自己的大学梦。而是出门闯世界，先挣钱再说。

杨清河先是在一家乡镇企业当推销员，干了两年，有了一点积蓄，心一横，辞职到濮阳开了个家电经营门市部。凭着他的吃苦耐劳和精打细算，不到3年，就挣了一笔对他、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都足以激动得手心发汗的钱。

杨清河有说不出的感慨。自己认为神圣和崇高的东西所带来的只是贫穷和疾病，而自己瞧不起、鄙夷的东西却能让他摆脱贫穷。

二

尽管经商给杨清河带来了财富，但他仍不愿与商为伍。商人虽然拥有金钱，但不能拥有社会地位和人们的尊敬。

他回到村里，盖了一栋漂亮的小楼，并买回大量的书籍，打算过一辈子耕读为伴的田园生活。但日子一长，便感到心里空空荡荡。他又试图再去复读参加高考，并跑到北京联系一所中学，但毕竟失学多年，年龄又偏大，好梦难以成真。发了财的杨清河反倒觉得比贫穷的杨清河更加贫穷。他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就在此时，杨清河在报纸上看到郑州有人办起了读书社的消息。读书，这个曾使杨清河既产生过美好憧憬又产生过悲伤痛苦的字眼使杨清河在茫然中醒悟过来，直觉告诉他，这辈子只有同书打交道，灵魂或许能得到解脱。

杨清河只身来到了安阳。他了解到，安阳是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都，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发祥地，市区人口近60万，但安阳的图书馆却只有一个，藏书不到40万册，每年用于购买图书的经费不到10万元，摊到每个安阳人头上没有0.20元。更重要的是图书馆的藏书大多属专业性的，远远满足不了绝大多数安阳人的阅读需要。渐渐地，杨清河产生了一个想法：在安阳办一个既有图书馆功能而又比图书馆服务周到、灵活方便的公益性图书服务机构，给更多的安阳人提供读书的机会。他还给这个机构起了个有意思的名字“安阳市读去读来读书社”。

杨清河想在安阳碰碰运气。他找到当时安阳市的“青年官”、团市委书记谢安顺，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对他一说，当即就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有团市委的支持和帮助，安阳市文化局、工商局、税务局对杨清河一路绿灯。杨清河也以德报德，拿出自己经商所得的全部积蓄，投资几十万元，在安阳市区租下9个门面，购置几十万册图书，招收几十名工作人员，红红火火地把读书社的牌子挂了起来。

同前次经商的感觉相比，杨清河认为办读书社已经没有了经商的性质，而做的只是一件公益性事业。读书社的宗旨是弘扬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低廉的收费是为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读书社创办时间不长，就为古城安阳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现代读书热，读者一下就发展到几万人，赢得了安阳人的一片喝采。1989年，安阳人评选杨清河为安阳的“十佳青年”。

杨清河此时感到了一种满足。他庆幸自己终于同商人拉开了距离和档次。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图书市场变得风云莫测。书价上涨，第二渠道繁荣，非法出版物增多；读者兴趣多变，读书社遇到了“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从1988年读书社创办到今天，杨清河靠自己的积蓄和借贷，先后向读书社投资了几十万元，但每年读者交纳的低廉租金却只能维持读书社的日常开支。杨清河想改善读书社的办公条件，想提高工作人员的待遇，想多购进大批高质量的图书，想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就感到力不从心了。他算过一笔帐，这几年向读书社投入的钱几乎没有明显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几乎是零。如果将这些钱投到其他地方，少说也可挣几十万，自己也可以干许多想干的事。安阳是座小城，经济文化也不发达，读书的人毕竟有限。而且地摊的冲击很厉害，各种非法出版物将读书社的读者大批地争抢过去。有人办了读书证后又跑到读书社来退证，嚷着说：“我想看的书你们这里没有。”“摊上能卖，你们读书社为什么不买点进来？”歪门邪道杨清河不干，但退证却让杨清河直冒虚汗。

为了读书社的发展而争取读者，这几年，杨清河没少动脑筋。在大街上搞书展，搞有奖读书活动，设立奖读基金，评选读书活动积极分子，开办图书储蓄，举办读书知识竞赛、读书夏令营、读书联谊会……读来读去，社会效益都不错，就是难以使书社得到大发展。

杨清河急得头发直往下掉。

在安阳，杨清河有一批高层次的知心朋友，局长、处长、教授、记者。直到有一天，有朋友对他直言说：“你之所以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关键是你没有把读书当成市场，没有把读书社当成企业，没有把自己当成商人。”杨清河这才觉得如雷贯耳，大彻大悟：为了生存，自己硬着头皮当了个体户。而正是自己鄙夷的商人职业使自己挣了钱。因为有了钱自己才得以在安阳立下足来办了读书社，而办读书社的目的却是为了不当商人。

杨清河打算来个否定之否定。

今年上半年，他先后几次北上北京和南下广东考察和了解中国的文化市场。走出安阳，方知外面有一个比想像精采得多的世界。从服装到饮食，从图书到音像，从呼啦圈到卡拉OK——杨清河的眼中的文化市场几乎比比皆是。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中国还缺乏对文化市场作系统开发和经营的真正的文化商，而文化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大多是那些书贩子、穴头、倒爷和投机商人。中国的文化市场需要大批高素质、有责任感的文化商去开发和经营，中国的文化市场将同中国的商品市场一样不可缺少和重要。

杨清河这回铁下心来做个真正的文化商人。他为自己的发展拟定了一个蓝图：在立足安阳，继续办好读书社的基础上，着手筹备创办“安阳市乡镇企业管理学院”，聘请了首都一批专家、学者担任学院的客座教授，安阳市委书记刘振岐担任学院的名誉院长，为发展安阳的乡镇企业，振兴安阳经济提供文化素养。与此同时，杨清河已筹集了百万元资金，在广州注册成立“广东省珠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图书、音像、书画、文化用品的开发和经营，走一条以实业兴文化的发展之路。

杨清河，一个曾不愿做商人的青年，已经义无返顾地把自己的心灵丝线牢牢系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