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灿

发展中国家共同画临的困境：一边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一边是嚼着口香糖，慵懒的工人。

对于享乐主义，不应抱清教徒式的看法，认为享乐即是邪恶。

对于一个国民收入尚排在倒数前几十位的回家来说，享乐主义是种太沉量的奢侈。

如果说，一个社会中广泛流传的口号或格言，可以被认为是这个社会意识的准确标志和反映，那么从“跟着感觉走”“干了再说”以及“别找累”等这类近年的流行语中，我们显然可以把握到社会价值观念愈加趋于追求即时快乐和感官满足的倾向。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与强调后代和未来的幸福、快乐的人数相比，有更多的城市青年表示，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是现世个人的幸福与满足。并且，这种倾向随着年龄的降低而愈加显著。与此同时，有超过半数的青年对“人应当及时行乐”的说法给予肯定。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谈到积蓄时不解地发问：难道不该有钱就花吗？谁又能知道5年后什么样？有必要为不可知的未来负责吗？

仅凭感觉，人们也可大致发现，理想主义正在悄悄消退。人们，特别是青年，关注的重心越来越转向自身的状态和现实的利益。现世主义、世俗化倾向正在成为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重要特征。

与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前期推崇勤奋、节俭的价值完全不同的是，伴随着价值观念世俗化的过程，享乐主义文化也一同在中国膨胀、蔓延。

在今天，青年人对消费的态度，已经令老一代膛目，当他们从口袋里掏出半个月的工资，仅仅买一双名牌旅游鞋时，竟全无踌躇。报载，一件普通的大衣，标价100元时无人问津，而当晓知了消费心理的店主将标价改为800元后，大衣即刻出手。这阵势好像在说：如今的中国，人人都已腰缠万贯了！一些首先富起来的“大款小款们”，出入于高档饭店、宾馆，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这种享乐性消费的代名词—“饭店文化”，正在逐渐成为青年的楷模文化，一种不切实际的消费浪潮，正在席卷整个中国大陆。

海外人士撰文：大陆年轻人很少再有过去老一代人那种勤俭朴素的传统，变得愈来愈追求新、高、名、贵，把追求享受和高水准生活当作天经地义。只是他们弄不明白，“收入极低的大陆百姓，何以能如此高消费？”

享乐性过度消费，仅仅是一种肤浅的表层现象，如果说这种现象由于掺杂了许多经济规律因素，而喜忧掺半，那么，现象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一系列价值取向，则更令人担忧。同样根据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调查，“节俭”在20项道德品质的排序中，与“认真”一道，竟被青年排在倒数第一位。“轻松自由”“劳动条件好”“福利待遇高”等等，在当今青年的择业动机构成中，有着十分重要和显著的地位。同时，尽管多数青年自述常为缺少才能或不能施展才华而苦恼，但是，当他们在可能得到的、社会作为报偿的各种机会面前，要求“休假”成为仅次于“增加收入”的第二位选择。而“脱产学习”和“重新选择工作（种）”却在7项选择中叨居最末两席。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小富即足，安于享乐，一掷千金者，

以及想挣钱，却不肯花力气，大钱挣不来，小钱又不挣，热衷于“口力劳动”者，更是不胜枚举。或许，我们由此而得出，畏惧艰苦，缺乏进取，重享乐高于工作，重物质高于精神，在当今青年中已渐成风气，这一结论，并不为过。

享乐主义文化的深浅，往往可以从婚姻和性习俗的变化中探测到。在我们这个性道德峻厉的国度中，“婚前性行为”如今在11项不文明行为的排序中，被排在最末一位。与对此持批评态度的相比，更多人表示“可以理解，无可指责”。还有相当多的人则持含混不清的暖昧态度。同性观念的变化有直接联系的是，在上海市5个区县198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73.1％的女性有过婚前性经历；未婚人工流产率（15～34岁）逐年上升，已由1982年的26.7％升到1988年的93.8％，其中，15～19岁年龄段的上升率尤甚，平均每年递增50.7％。实际上，从近年来满街触目皆是的“包治各类性病”一类招贴中，人们已不难估量，这一行业的迅速兴起所意味的性道德的现状。青少年越来越追求感官享乐，以及在道德和行为领域的功利化和无责任感倾向，深刻暴露出青少年社会化所面临的危机。

对于享乐主义，有人将之完全归结为个人主义和世俗化价值取向的产物，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现世主义和世俗化的价值观并不必然导致享乐主义的人生追求。这一点，西方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例证。

在西方，伴随着从神权社会向世俗化社会的转变，对于个人和现实利益的强调，是与对社会理性的张扬相提并论的。人们在追求自我价值和世俗生活的同时，也把勤奋工作、精打细算、节俭、禁欲、孜孜不倦地追求成功和财富，追求有目的、有理性的行为方式等列为被推崇的社会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而理性精神则正是依靠这些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得以体现的。世俗化加理性精神，产生了工业化前期人类的那种艰苦创业，奋发向上，孜孜以求的精神风貌，并由此而推动了社会有序和高效的发展。也就是说，当世俗化的价值取向纳入理性的轨道后，便会对社会文明和发展产生健康、积极的作用。

享乐主义是与过分追求感官快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当现世主义和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更多地流于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享乐主义便会由此得以发展和流行。许多西方人在今天都痛切地感到，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物质生活愈益丰富的社会中，人们的追求越来越流于浅近、功利和感官化，这是导致吸毒、卖淫、色情、青少年性行为、婚外性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当今西方社会颓风日甚的原因所在。

西方所提供的例证，向我们说明了一个区别，世俗化和现世主义与享乐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在中国，相对于“文革”10年的禁欲主义而言，今天的世俗化与现世主义思潮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相对于享乐主义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历史阶段而言，在我们这样一个国民人均收入尚排在世界倒数前几十名，现代化建设和商品经济还刚刚起步的国家，享乐主义又实在是一种太沉重的奢侈。

对于享乐，我们当然不应抱有清教徒式的看法，认为享乐即是邪恶。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我们应当看到，享乐主义对于我们，带来的首先还不是有限的物质财富的挥霍和浪费，而是一代人耽于享乐而导致的精神萎靡、不思创业，以及经济行为和道德观念的无序化。

享乐主义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通病。面对西方社会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狂轰滥炸，后起国家的人们关于个人价值、利益及自由的追求，极易误入享乐主义的歧路，造成过度消费，不思进取的社会风气。许多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都指出过，简单地模仿西方，以及过度的消费行为，是致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他们形象地将此比喻为：一边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一边是嚼着口香糖、慵懒的工人。

大力倡导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加强和普及青少年的基础文明教育，无疑是当前社会必需而急迫的任务。但是，仅仅停留在道德的“劝善主义”还是不够的。

经济行为引起的道德行为，最终是要依靠经济手段才能加以调整。过度消费，或许只能依靠更为科学的资金导向，才能最终趋于合理；畏惧艰苦，满足于个人享乐的精神境界，也只有通过社会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个人发展机会，才可能得以升华……改革的历史契机，不仅可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可以创造丰富的精神资源，我们当珍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