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夫来自美国，今年32岁，现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去年7月，我和妻子詹妮去甘肃、青海和新疆旅游。所到之处，我们都玩得十分痛快，在那儿的3个星期的旅行生活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7月13日，从北京出发到兰州，我们坐了36个小时的火车，硬卧车厢的床位也很舒服。说实在的，我们“老外”也往往和中国老百姓差不多，有钱的人没那么多，有钱的也不是都喜欢大手大脚。不过恐怕没有一个有钱的“老外”会愿意坐36小时的硬卧去兰州。

我们在兰州只停留6个小时，那天的气温远超过30度，我和詹妮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点清凉的东西喝。在离车站200米左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家小饭馆，还算干净，价钱也较便宜，我们就在那儿用午饭。

对我们俩来说，吃饭最困难的莫过于总得为我们都是素食者这一点解释一番。我能吃鱼，詹妮可以吃鸡，但我们都不吃猪牛羊肉，或者像我们在某些馆子遇到过的猫、狗或者老鼠一类“佳肴”。我断断续续地已学了3年汉语，仅够说些像“这豆腐味儿真香”或者“就给我来盘白菜”之类的话而已。至于点菜这种复杂的程序，我是一点儿都不明白。其实整个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都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在那家小饭馆，我们什么肉都没要，结果招来主人一顿好心的数落，他无法理解也不相信我们居然会不吃肉这种“好东西”。我们再一次谢绝了他的来份西红柿鸡蛋的建议之后，他说得更起劲了：“不吃肉也不吃鸡蛋，那你们吃什么？你们吃东西吗？”还没等我解释，他又加了一句：“干脆听我的，你们就吃炒面吧。”这可真是太好了。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得吃一顿不带肉的炒面。兰州炒面又有味儿，上面还加不少蔬菜，太棒了。另外，这家店还有冰啤酒。北京人说“冰啤”，就指冰箱里的啤酒。这儿的冰啤那就是冰块，是冻成了块儿的啤酒。后来我又要了盘炒面。一方面等“酒”化了，一方面要等火车，这样消磨时间也很不错。

像从兰州到西宁这样的短途，我们通常坐的是硬座。原来我们对于在两位妇女身边就坐很感幸运，因为这意味着不会被太多的烟雾包围。然而事情远非那么如意。其中年长的妇女开始抽烟，不久另一位就被一个抽烟的小伙子代替了。于是这一路上我和詹妮除了写信就是听音乐，我们俩都带了录音机，因为我们对中国列车上播放的音乐感觉太讨厌了。我们平时旅行中碰到的“老外”们也没有一个不说讨厌的。那种声音简直是太难听了。不过倒也有人向我指出过，说我有些磁带里的东西还不如车上放的呢（这恐怕是指那盒极为嘈杂的美国乐队的音乐，其它我带的是贝多芬的、西藏的祷歌和一位爱尔兰现代民歌手的音乐）。

当然，列车上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我们旅行的真正高潮应该是塔尔寺。往西宁的西南方向坐两小时汽车，我和詹妮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6号的中午。

塔尔寺作为旅游景点。它的宗教色彩远非我曾想像的那么浓厚。通往寺院的大道旁排列着几十个卖饰物、纪念品的小摊儿。寺院提供的住宿每个床位一晚上10块钱，很舒服，但十分简朴，平时还可听到公用喇叭传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其中的不少寺庙即使在祝祷期间也对外开放，这对喜欢宗教祷歌的我们俩来说当然是不可错过的。我们在场的时候总会有某个年轻僧侣抬起头来瞟一眼，看到我们冲他笑，他又往往会招呼旁边的某个同伴。然后俩人偷偷地乐，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把宗教气氛给冲淡了些。

詹妮当时正在读英文的《水浒》，并因此而得知（在小说里）即使是大胆的僧侣在寺院内也会对酒避而远之，因此当我们在那儿发现不少现成的啤酒和白酒时，都不免感到诧异。有个下午，我们亲眼见到一位僧人走出寺庙，来到附近一干涸的河床边，把手里的空酒瓶在石头上砸得粉碎。还有一次是在傍晚，我们正在寺院的食堂吃饭，一个僧人走进来，一边跟管事的聊天，一边竟一口气灌下去3杯白酒。这倒不是说这些僧侣们过于胆大了，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使他们显得很有人情味儿。而且，寺院生活这充满人情的一面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庄严奇妙的佛教仪式叹为观止。我和詹妮甚至跃跃欲试想参加进去，用我们美国人的方式。

在塔尔寺周围盘绕着一条长达5公里朝拜者通常经过的道路。一天下午我们俩决定沿这条道迅跑作为锻炼。我们从一座小山脚下开始，还没跑上百来步就气喘吁吁了。越往上就越是困难，到了海拔两千米左右，我们的腿就跟灌了铅似的。最好玩的是就那么点能量，大部分还尽花在埋怨对方上了，后悔不该想出这么一个既离奇又不实际的锻炼身体的馊主意来。尤其到最后，坡度更陡，但值得自豪的是，跑完全程我们只用了半个小时，尽管这成绩在1990年的世界体坛上还排不上号。

相对于一路上我们见到的两位佛教徒来说，我们花的力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的朝拜是典型的那种：一步一跪，直到走完全程。按他们行进的速度，我估计走完全程得用18个小时。就冲这，有朝一日，如果允许的话，我一定要去西藏，跟着朝拜的人们走一遭，那一定比今天这条道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