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栋林

2000多年前，秦始皇东巡到杭州湾畔一座海拔不到200米的小山。从此，这座小山便取名叫秦山。

2000年后的今天，一座现代化的核电站在秦山脚下拔地而起，从此秦山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已经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随着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节拍，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的几百名大学生纷纷汇集在秦山脚下，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奉献在秦山这块中国核电的处女地上。

非要填上的空白

1984年6月，还在西子湖畔浙江化工学院读书的陈新福做梦也没有想到毕业后会同铀打上交道。

那时，陈新福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专业成绩也不错，在同学们眼里，他的毕业前景是美好的。研究所、大城市……好单位还不随他挑。

临近毕业时，学校号召大家到艰苦的地方、到基层去。作为共产党员的陈新福二话没说，向学校写了一封响应号召的决心书，来到了秦山。

“我们那一批分到核电站的大学生有好几十，各个大学的都有。刚来时，我们见到的不是高大的厂房，宽敞的办公楼，而是荒山和坟地。从大学校园到荒野，那种心理上的落差可想而知。

“来秦山核电站不久，核电站给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其中，有几件事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其一：在秦山核电站工作的老同志，绝大多数都是从大西北和偏僻山沟里的核工厂调过来的。他们为我国核工作默默无闻、离妻别子地工作了大半辈子。其二：1974年3月31日，周总理生前在最后一次主持讨论核电站工作会议上，正式批准建设秦山核电站。其三：当年全世界已有核电站上百座，而中国作为核大国却没有一座。联合国召开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准备接纳我国加入该机构，有个成员国却提出否决案。理由是中国没有核电站，不能算真正的核大国。”

世界上要干的事情很多。但有什么事情比为国家和民族填上空白更有魅力呢？陈新福就是在这些事实面前体会“崇高”两字的含义。

陈新福被分到检修部负责核反应堆开合盖和核原料装换，直接同放射性打交道。尽管核电站有最为严格的保护性设施，但接触的毕竟是放射性物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放射性物质随时都威胁着你。

陈新福有一大堆理由不干这个工作。他学的是化工机械，和核原料无缘。仅此一条，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申请干别的。但陈新福说：“当时，我们这里新分来的大学生还不太多，有好多工作可以自己挑。组织上也想让我搞行政。但我考虑到这样有点对不起国家。另外，话也说回来，都去干安全、舒适的活，艰苦的、危险性大的工作谁来干？核电站考虑到我的专业同实际工作有距离，先后送我到设计院熟悉核电站资料，参与设计，到核反应堆工厂实习，还三次送我去国外学习培训。这几年，我编写出《反应堆本体讲义》、《反应堆装换料运行图册》、《反应堆开合盖操作规程及细则》，这些东西加起来有几十万字，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也是今后核电站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不敢说它有多少科学价值，但敢说填补了咱们国家这方面的空白。”

1989年10月，陈新福当了核电站的团委书记。但他对反应堆装换料工作，仍然一往情深。一有空闲，就往核电站工地跑，指导调试、培训技术人员、修改操作规程……为了验证自己编写的那些理论性东西的可靠程度，也是为了中国向世界宣告一个新纪录的成立，陈新福就像盼望孩子出生一样盼望核电站正式运行发电的那一天。

靠什么缩短差距

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差距。黄潜对这个结论的领悟是来核电站后得到的。

1990年2月，核电站进入设备全面安装阶段。其中，两台主冷却剂循环泵是国家花2000万美元从德国引进的。按照合同规定，德方派来3个专家负责设备的安装和技术咨询。黄潜和另外两名工人被安排当了这3个德国专家的助手。

1987年大学毕业前，黄潜在江苏工学院水利机械专业念书时，从课本和老师那里学到的密封理论只停留在填料密封阶段。但他在和德国专家一起安装两台循环泵时发现，国外早已普遍实行三级机械密封了。他第一次为大学理论和实际脱节倒抽一口冷气。

如果这仅仅是技术方面的差距的话，黄潜觉得并不怎么可怕。可怕的是另外一种差距。

和德国人一起共事，黄潜发现，德国人干活和咱们绝对不一样。当时正值南方的冬季，寒冷的北风从海面吹进空旷的厂房显得格外阴冷，穿着厚厚的棉袄还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凉。但3个德国人从早上7：30分进厂房，一直干到晚7点，中午只吃点水果点心了事。在近12个小时里，黄潜没有看到德国人坐下来抽支烟或休息休息。一连两个月，几乎天天如此。

更让黄潜感到吃惊是德国人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有一天，德国人在检查一个已完工的阀门时，发现有个螺帽没拧紧，德国人什么也不说，将干了好几天、才拧上的所有螺丝全部松开，重新一个个拧紧。

黄潜从3个德国人身上弄明白了以前总也弄不明白的道理：人家的现代化是怎么干出来的。

黄潜打定主意：咱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给中国人丢脸，要让人家瞧得起咱就不能在外国人面前装孬。

每天，黄潜和3个德国人一同上下班。3个中国人只有黄潜懂英语，德国人一声吆喝，黄潜就得在18米平台上跑上跑下，在上千件工具中找出德国人所要的工具，一天下来，运动量绝不亚于跑个“马拉松”。严寒中他赤着手将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在刺鼻的丙酮液中清洗干净，两只手弄得红肿、疼痛。同时他还得边干活，边留心德国人是怎么干的，记关键数据，拍照片资料、建设备档案……一天下来，黄潜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吃饭都提不起精神。

务实的德国人临走前做了两件事：同核电站进行设备安装交接手续，形成一个纪要文件，其中特别注明，两台循环泵有关设备的调试、拆装，只有黄潜他们3人能干，别人不行。否则，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任。他们特地在宾馆设宴招待黄潜3人，衷心感谢这次合作。

两台循环泵安装完工后，核电站进入了热态试验阶段。黄潜负责的两台循环泵安装在核反应堆密封的安全壳内。7月的江南骄阳似火，把安全壳烤得像个蒸笼，气温高达40度以上。但为了检验设备的运行情况，得到正常运行需要的可靠数据，保证核电站正常运行后不出事故，半个多月的调试期，黄潜几乎是吃住在厂房，没日没夜地工作，保证了试验一次成功。

核电站给黄潜记了二等功。

“在核电站扎根”

蒋国元干核电站是百分之百专业对口。

在西安交大念书时，蒋国元学的是反应堆工程，1982年分配在秦岭南麓山沟里一座核反应堆工厂。1987年工厂下马，蒋国元调到秦山核电站主控室任值长。从秦岭到秦山，蒋国元还是和大都市无缘。

考上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的同学经常来信，告诉蒋国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要他抓紧时间考研究生或是自费出国留学。客观地说，蒋国元要实现这些目标并不难。几年前，蒋国元就已通过了EPT考试。但他却在秦岭山沟的工厂里找了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在杭州湾畔的秦山核电站孕育了儿子。他打算这辈子就扎在核电站了。

蒋国元去了国外，那是核电站送他去学习。外面的世界的确精彩，让人眼花缭乱。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那些东西毕竟不属于中国。中国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建设。

值长不是官，但是正式运行发电后“八小时内”的“头”。值班时，他得负责整个核电站运行过程。电网调度、事故处理他说了算。核电站正常运行发电后不允许对事故处理有“反映批示”的时间，一切以分秒计。

蒋国元感到肩上的担子挺沉压力挺大。国家建一座核电站不容易，秦山核电站建成后能否正常运行发电，关系到中国和平利用核能水平和国际形象，它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所以，作为值长，蒋国元在核电站正式运行发电前就已经进入了值长角色。每天八小时，他都把安全这根弦绷得很紧，让自己的大脑始终处于警戒状态，主控室那些闪着“红”“黄”“绿”色的上千块指示牌，每变换一次信号都会引起他一连串的本能反应，那些平时刻意储存在大脑里的操作规程、事故征兆、处理措施便会立刻蹦出来。八小时下来，他只觉得累得要命。

核电压打压试验开始了。蒋国元和同伴在控制室全神贯注地盯着密密麻麻的指示牌。从零公斤到190公斤，压力在慢慢升高。突然，危险的信号出现了：压力陡降，如不及时停机，两台从国外引进的压力泵将会主轴弯曲变形而报废，后果十分严重。作为值长的蒋国元果断决定停机，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与此同时，蒋国元的妻子正在千里之外的娘家坐月子。他本可请假呆在妻子身边，为妻子和儿子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他不能走开。他为儿子来到世界所作的贡献就是查了查新华字典，为儿子取了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