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荆　唐灿　段跃

在当今中国20多岁的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处于道德价值的犹豫不决中。对工作犹豫不决，对婚姻犹豫不决，对幸福犹豫不决，对前辈们遵循过一生的一些道德规范亦感到犹豫不决。

尽管其中的原由难于一言以蔽之，然而最首要的一条几乎是众所公认的——这代人生活在中国变革的年代。

变革一方面增添着青年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变得紧张和不安。有时他们欣喜地接受着飞速发展的时代思潮，有时又痛苦地发现自己仍置身于愚昧与落后之中：有时他们欲奋力攀向文明的顶峰，有时又会自卑于力不从心和无所作为；他们在更多的道德选择面前兴奋而不知所措。在1986年至1990年的5年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室所承担的国家级研究项目——“10年来中国青年价值取向演变”中，对这种犹豫不决作出了如下基本判断：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中国青年价值取向的进步得到了明显的预示，尽管所预示的步伐与社会经济的变革相比是缓慢的、滞后的。

本文将以这次调查为基本材料，对青年道德价值中的几个问题作一通俗性描述。

竞争：跃跃欲试中的恐慌

改革开放强化着人们的竞争观念，也强化着社会的竞争机制。20多岁的青年人几乎从学生时代起便开始体验到竞争的重要。1分之差能使人无法踏入高等学府的大门；某种能力的欠缺，甚至性别的差异会导致理想职业的丧失；他们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核、竞选、招聘、投标、淘汰以及优化组合……

尽管竞争还很不平等，尽管不正之风托“关系”等因素仍在不健全的竞争机制中顽固地占有一席之地，但青年们毕竟看到了这样的事实：竞争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缺乏竞争曾阻碍过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对竞争的陌生又曾造成过许多青年人格的萎缩。现实促使他们对竞争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在两次全国性抽样调查中有一项观点评价题“缺乏竞争冒险的生活太没意思”。其中“赞成”和“有点赞成”者占多数，在“假如有这样几种工作，你会选择哪一种？”一题中，高收入、高强度、低稳定的工作得到了青年人的青睐。在1987年中国和日本青年工人劳动意识比较调查中，日本青工56％的人认为同行业企业间不该有竞争，而中国青工则有89％赞成这种竞争。这些评价显示出广大青年参与竞争、在竞争中取胜的愿望。对现代社会竞争观念的积极评价使青年道德价值的进取性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进取的态度相反，面对竞争现实，青年在心理和行为上却表现出慌恐焦虑和举足不前。他们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条件的左右，也受到了自身素质的限制。1988年的调查中“工作稳定”在选择职业考虑的14种因素中，占第6位，而2年后以同样的题目追踪调查时，“工作稳定”由原来的第6位跃为第1位。如果回顾这2年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便不难发现，当真正的风险摆在面前时，青年的进取性道德出现了向传统回游的现象。1988年部分高校试行了双向选择的毕业分配制度，当时调查的结果是，这项制度的改革在大学生心理上引起的第一个反映就是天之骄子的失落感，他们不明白，“竞争为什么先从我们身上开刀”，而当一些祟尚竞争的学生真正走进社会后，原有的期待发生了更大的偏移。一位大学毕业生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我有能力在实际工作中作出成绩，所以参加工作后就开始了辛苦的工作和学习，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便发现，生活太现实了，我无法应酬，只好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以‘书斋散人自居。”

婚姻：依恋但不甜蜜

在人们的印象中，20多岁的青年人对婚姻越来越随意，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令父辈们担忧。结婚似乎不必再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更无须“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只要双方乐意，认识几天便订终身；至于离婚，决不再是件丑事，今天结婚，明天离婚者也不乏其人……这些零零散散的印象的确给人以迅猛变革的感觉。然而，如同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但未必正确一样，人们对青年婚姻观念变化的感觉亦缺乏一种冷静的分析。

调查发现，幸福的婚姻仍然是青年们追求的主要生活目标。在“你对幸福的理解”一题中，回答事业成功者占第一位，为43.5％；温暖家庭者占第二位，为42.7％。婚姻仍不失为这代青年人值得依恋的幸福归宿，甚而至于他们期望着现实应赋予婚姻更神圣的价值。我们在调查中所看到的最明显变化是，青年人对幸福婚姻的理解与父辈拉开了距离。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十全十美，你愿意选择哪类恋人？”我们为此提供了三个答案：结果选择第一项“感情深，但不一定白头偕老”的为54.4％。相当一部分青年已不再把繁衍子嗣、养家糊口做为婚姻关系的支撑，而是将更多的期望投注于感情。与此相关另一个变化是婚姻的稳定性价值在一部分青年中发生了动摇，他们认为白头偕老、从一而终并不是幸福婚姻的证明，相反好聚好散，应是对感情的正当维护。在1988年对城市青年的调查中，“草率结婚草率离婚”居20项最不文明行为的最后一位。

有趣的是，与对婚姻关系中感情期望的升值相比，青年对现实婚姻状态的评价却偏于悲观。1988年的一项国际性青年意识调查曾对中、日、美等13个国家的青年进行了比较。在“你对家庭生活是否满意”一题中，只有37.1%的中国青年回答“满意”，是13国中分值是低的。与此同时，青年对现实婚姻的认识亦与对幸福婚姻的渴望不相符合，在13国青年意识调查中问道：“你怎样看待结婚？”中国青年有40.7%的人认为“结婚是天经地义”；有15.4%的人回答“不知道”；有17.8%的人回答“说不清”。三项回答均属13国之首。这种对婚姻的高期望与低评价矛盾状态反映出相当一部分青年对婚姻道德价值的举棋不定。

国家、集体、个人：谁为贵？

20多岁的青年人几乎从童年起就接受着这样的教育：“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个人的事瑞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大河无水小河干”等。当1988年对上述三句话进行测试时我们发现，平均70%左右的青年持赞同态度。这表明，多数青年仍然从道理上接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甚至有相当高比例的青年赞同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

然而，改革开放的政策毕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利益格局产生了新的影响，国家、集体、个人的发展要求和相互关系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青年正是在接受绝对原则的同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个人的正当利益和权利重新得到强调；在国家、集体的发展中个人素质、能力、活力的重要性升值了。这种变化无疑体现出社会的进步。但在进步的过程中，现实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社会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还有一部分人私欲的膨胀，以及各种利益格局的不均等……原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动摇。一位青年写道：“不知何时蓦然回首，发觉人与人之间已隔着一道厚厚的墙，不再会有手拉手蹦蹦跳跳看云去的日子了，我愈发觉得他人就是地狱。”另一位青年写道：“毫无代价地给予获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什么都需要天平和砝码。”1988年的调查中我们看到，有超过半数的青年否定个人主义，而同时却有45.3％的人对“自私是万恶之源”持同情态度。如果与赞同无私奉献精神的数字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人在肯定了无私奉献的同时也同情着个人主义。反映出一部分青年在个人与社会、奉献与获得之间徘徊、游移的心理状态，他们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难于做出最高利益的选择，渴望找到一种兼得的价值。正如辽宁大学的一位同学所说：“人生价值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二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两者我都不愿放弃。”

人的价值：精神乎？物质乎？

一位作家曾不无幽默地写道：“所有的学问都是告诉人最有价值的是人的内心生活，但现实总是告诉人最大的价值是你手头需要的东西。”当今的许多青年人在谈及自身价值取向时也常表现出同样的感觉。在1988年的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两组问题。第一组要求青年对“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和“干活就是为了挣钱”两个观念表明态度，结果是75%的人赞成前者，55.1%的人赞成后者。这说明相当一部分青年在肯定崇高人生价值的同时，又在切近生活实在的地方不去追求这种高尚。另一组调查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题目要求青年按照自己的需求对择业时考虑的因素依次排列，结果是多数人在择业时更看重收入的高低。这与他们较高层次的追求自我理想的内心需要大不相同。两组调查表明，许多青年从他们的内心需要系统出发，在理想的自我价值中表现出重理想、重精神、重成就的特征、重金钱、重实在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崇敬、羡慕高尚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物质与金鱼的实在性。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上亢性，在我们刚刚展示过商品经济诱惑力，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尚在调整之中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尖锐和突出。要么以降低甚至舍弃精神追求为代价，享受特别尖锐和突出。要么以降低甚至舍弃精神追求为代价，享受物质的快东；要么远离特欲、清静淡泊、孤高自许。这种徘徊于精神与物质、理想与金钱之间的内心冲突，或说是人格分裂困扰着许多青年，一位青年说：“所谓人格的成熟，对我来说仅仅是世间酸甜苦辣欲说还休的无奈。我常常问自己，有了崇高的理想就可以避免个人现实生活的烦恼吗？”

也许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的价值的犹豫不决比我们所描述的还要复杂；也许这样的状态要持续更长的时间；也许这代人从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带着更多的怀疑与梦想。但是，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仍在当代青年的思想中留有深深的印迹。党和国家多年来的辛勤培育和教导已在大多数青年的内心世界建立了是与非、美与丑的基本价值尺度。青年对于高尚理想和精神价值的认同与追求是我们可以信赖并通过创造条件使其实现并升华的前提。这代青年所共有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会帮助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找寻新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