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

在上期《中国青年》上，我谈了青年人看年长者的一种极端，即把年长的人看得过于“复杂化”“神秘化”。现在，我想谈谈另一种极端，即把年长的人看得过分“简单化”“虚无化”。

近几年，我在新闻研究生院兼了一些课，也接触了许多年轻的同学。有一次，我到他们的宿舍里去征求对授课的意见，他们却突然提到另一位教师，用不屑的口气问我：“您认为他也有上台讲课的资格吗？”这位教师有过10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还读了3年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且有专著出版，怎么可以这样任意贬低呢？当时，我耐心地向他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说，马克思说过，科学的生产同科学的再生产相比，它们之间的价值相差悬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举电学中的“欧姆定律”说吧，写出来只是个很简单的公式：“V=RI。中学生学习它的时候，花上一两个小时也就搞明白了。这就是“欧姆定律”的再生产。可是回想一下，欧姆这位科学家发现这个定律花费了多少时间呢？恐怕至少要几年。如果再加上他利用的前人的成果，那时间则更长。可见，“欧姆定律”的创立，所花费的劳力要多得多。难道我们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姆有当科学家的资格吗？我们几小时就能完全掌握的问题，他居然搞了许多年，简直是个“笨家伙”！恐怕谁都会说：不能这样！可这种思维方法在对待年长者时经常能看到。

我知道，有些研究生听了某些名家讲课之后大失所望，最客气的评价也就是“没有信息量”“观念陈旧”。我也知道，有些青年人在看了某些颇有名气的年长者的作品后，常常不以为然地评论：“他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不想站在年长人的立场上面对着年轻人为年长者辩解。不可否认，年轻人发现年长者的身上一些不足是客观存在的，起码是部分存在的。进一步说，如果年轻人不能发现这些不足，认为已有的一切都是完美的，那么人类社会怎么再继续前进呢？青年人的进取精神又怎样表现出来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下两点：一是如何历史地评价年长者的成绩和不足；二是年轻人如何确定对自己的要求标尺。

祖冲之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他发现了3.1416的圆周率。这个发现在他那个时代，称得上是科学的高峰，历史地评价他，他就是“伟大的科学家”。如果脱离历史，用现代人的知识水平来衡量，答案也许截然相反。所以，所谓历史评价，就是看那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的地位，他作出了哪些前人未曾有过的新贡献。为了强调这一点，我还想谈一下我自己的一次形象的感受。十几年前，我到云南边疆一个知识青年的农场去。这个农场在密密的竹林深处。没有去过的人可能不知道，在竹林中辨别方向比在森林中困难得多。最初的开发者先是扎下帐篷建立基地。但当他外出再回来找这个基地的时候，要花一两个小时甚至大半天才能找到。往往是东一头西一头地撞来撞去，猛回头，啊，原来基地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后来，他们学聪明了，在通往基地的路上树起路标，作上记号。于是后来的人只需十几分钟就可以找到基地。后来者怎么评价最初的开发者呢？难道能这样说：“那些人真蠢，我们走十几分钟，他们却要走上好几个小时。”不能。因为正是前者的贡献使后者走上了捷径。应该给开发者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有些年轻朋友常常对新中国建国40年来发生的失误、走过的弯路感到不解。他们甚至会忿忿地埋怨年长者：你们是怎么搞的？！如果他们能细细琢磨一下那个钻竹林的故事，会从中得到些启发。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其困难程度而言，远远超过在密林中前进。这样说，不是为了掩盖问题，拒绝从失误中汲取教训，而是给历史以科学的评价。

我做过这样的也许不准确、不全面的观察：那些以非历史的态度苛求于年长者的年轻人，往往是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不懂得自己究竟应该担负怎样的历史责任。如果前人做得很好，安排得很好，还需要我们去开拓、去创造吗？年轻人应该非常明确地这样问自己：我为这个世界新增添了什么？我准备为它增添些什么？如果要和年长者比，就应该这样比。

历史上那些明智的或伟大的人物都是不苟求于前人的。据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修自己陵墓的时候，大臣们向他报告，墓前的神路上有一座坟要不要挖掉？他问是谁的坟？大臣答：孙权的。朱元璋立即说：孙权也不愧为一世豪杰，坟保留，我陵前的神路绕开走。朱元璋并没有说：孙权算得了什么！最后吴国还不是给魏国灭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评价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而对孙中山的历史局限，则明确地说：“是不可苛求于前人的。”

社会主义事业是数代人持续不断努力才可以完成的事业，因些处理好年轻人和年长者的关系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事情，而且更是关系到祖国命运前途的大事。年轻人确实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

当然，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双向的努力，年长者甚至还要担负更大的责任。但此文的主题是年轻人如何看待年长的人，所以就多说了这一面的话。另一面的话只能在别的地方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