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农

在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综合发展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拥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他们在与黄土地的几度摸爬中，终于找到了一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振兴中国农业，让千百万父老乡亲早日富起来的道路。

面朝黄土，他们感到踏实，他们生出自豪。

（一）

几年前，当命运之神把他们推到农业科技推广领域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1987年，27岁的郝晋珉获得了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后，他就为自己确定了明确的目标：留校，从事科研和教学。这位从山西农村走出来的博士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中学毕业后，城里的同学都找到了可心的工作，而他却回乡当了农民。他不能认可这种差别和安排。高考制度刚恢复，他便发愤自学，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并步步青云，一直读到了博士。

叶敬忠和裴永贵是1988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俩人都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和学生干部。毕业留校令许多同学羡慕，他们也为此感到心满意足。北京毕竟是北京，对外地人来说，它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张记臣毕业实习时，被安排在北京一家名叫“大发畜产公司”的中外合资企业。外方经理对他的能力十分欣赏，动员他留在公司供职，并派专人去学校点名要他。张记臣作好了到这家公司供职的准备。

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料到，等待着他们的工作不是窗明几净的实验室，也不是堂而皇之的课堂讲坛，而是走乡串村，风里雨里去向农民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他们对这一结果几乎毫无准备。

是这项工作不重要吗？事实上，农业科技的推广对于中国的农业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在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率达到了80％，而我国仅有36％。这一差距实际上是中国农业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的症结。但是，搞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搞教学科研，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一：许多人愿意从事创造性劳动，而推广技术好似是在传授别人的技术，很难体现个人的创造力。其二：青年知识分子中长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倾向，理论价值高于实践价值。推广技术实实在在是件实践工作，不但劳神，还得费力。其三：推广技术不容易出科研成果，出不了成果就难以评上职称。其四：搞科研和教学，外出交流的机会多，而推广技术，只能到穷乡僻壤。

“堂堂男儿，一腔壮志，凭什么就该我们去做如此不起眼、没出息的事情？谈何贡献，谈何价值！”他们委屈得不行。

（二）

然而，当他们真正走上黄土地的时候，他们便发现了黄土地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并由此发现了他们自身对黄土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半年的时间，裴永贵在肥乡县试验示范的点耕覆盖技术，使粮食每亩增产38.6％，微肥施用技术每亩增产14.4％；叶敬忠在东光县推广玉米秸杆点耕技术2500亩，推广增产菌200亩，推广种衣剂800亩；周圣坤通过引进优秀品种，把每亩玉米产量提高了200多斤；郝晋珉在广平县参加农业决策，使全县玉米总产量增产50％。

他们大大地收获了。他们为这收获喜出望外。收获中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也有无形的却可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他们懂得了：纸上谈兵，实现不了宏伟的报国之志；想入非非，改变不了黄土地的落后面貌；固守于个人理想的小天地里，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价值实现。黄土地需要心血的滋润，汗水的灌溉，收获需要付出，需要投入。

郝晋珉初到农村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农大调去了优良小麦、玉米种子和增产菌、种衣剂等科技成果，他们兴高采烈地分到农民手中，结果发现，一些农民根本就不用，偷偷地把这些成果埋起来。其原因十分简单：农民不愿意冒险，不太相信科学技术。一亩地不就是增产百十斤粮食吗？还不够折腾的哩！遇到这种事，郝晋珉恼不得，急不得，唯一可行的只能是磨嘴皮，说好话，做示范，抡起膀子干。

1989年，郝晋珉在农村住了110天，周圣坤住了202天，叶敬忠住了184天，裴永贵住了187天，张记臣住了185天。他们让人叫做“四不像”。不像城里人，因为他们长期在农村种地，不像农民，他们是从大学来的知识分子，不像商人，他们给农民技术却不要钱；不像乞丐，因为他们向农民说好话不是为了讨便宜。

1989年，先后在河北省永年县和肥乡县农村推广科技成果的裴永贵，187天里只吃过三回肉。而且不是肥肉炖冬瓜，就是肥肉熬白菜。分别在河北省东光县和邱县搞推广的周圣坤、叶敬忠，去年一夏天没洗过澡，满身泥土和汗水只能用水擦擦身子。张记臣在吴桥县乡下住的是当年知青住过的破房，到了冬天，四壁透风，人只能裹着棉衣睡觉……

（三）

现在，无论从他们中哪一位脸上，都很难找到沮丧和懊悔。他们被一个共同的理想激励着：这就是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推广学理论体系。如果说他们当初曾为此而失望过，那么今天，他们却是十分自豪地作出了完全自觉的选择。

周圣坤说：“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已经离黄土地越来越远了，而作为承担着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重任的群体，我们不去了解黄土地，、不去建设黄土地，我们将愧对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在黄土地上，我们的确吃了一些苦，但和当地搞技术推广的同志比，我们又觉得这算不了什么。”

郝晋珉说：“我刚到广平县的时候是冬天，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听说我们是帮助农民致富的，便带着我取水样，一个井一个井地跑，用那双干枯的手扒井盖，砸冰块。我心头有服说不出的激动。在咱们中国，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不使农民从贫困和落后状态中摆脱出来，中国将永远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我们这代人，光有指点江山的英雄气概而没有为老百姓赴汤蹈火的具体实践是远远不够的。”

叶敬忠说：“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乎那些漂亮的口号，他们对政治，对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刚下乡的时候，乡亲们都跟我打听我们校长的情况。老乡们把他和农大的一些老教师的名字记得可牢了，打心眼里感激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乡亲们出过力，流过汗。很难设想，一个在心理和行为上同农民格格不入的人能用‘民主和自由之类的政治口号赢得他们的拥护和爱戴。”

1989年，这群扎根黄土地上的青年知识分子终于写出了中国第一本农业科技推广学著作。根据这一理论，河北省迅速成立了“农业科技推广协力集团”，并立即形成了生产力。

黄土地对他们一往情深，他们在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