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鸣

1966年，我刚读完小学二年级，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暑假无限期地放下去。全社会都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更不甘寂寞，先是干了些“正儿八经”的事情：到公共汽车上去念毛主席语录，这样可以免费在北京城里兜风。新鲜没多久，便沙哑了嗓子，况且各条电汽车干线也转得差不多了，于是又玩各种花样翻新的游戏：从“弹球”到“骑驴”，从“斗鸡”到“攻城”……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天，我把小伙伴召到家中，用桌椅板凳搭成“工事”，打起“弹弓仗”，从纸子弹打到铁丝子弹打到肉搏战，家中一片狼藉。父母终于发现再这样下去儿子就瞎了，便找出一台旧相机给我玩。如今看来，正是这台破相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

我把平时攒的零花钱凑起来，买了卷处理胶卷，正好赶上一场大雪，于是隔着玻璃窗拍了一卷雪景，不知怎的，整卷都拍虚了。可我还是买来相纸，钻到被窝里把底片与相纸用两块玻璃夹好，然后拿到阳光下晒。奇迹出现了，相纸上显出朦胧的雪景正像。由于没有定影，影像很快便消失了，但在我心里却永远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好在当初去公共汽车上念语录时把北京的地形侦察得挺清楚，我开始揣着两个酱油瓶子，跑遍各大照相器材商店，花5分钱，灌上一瓶旧显影液或定影液，再花几角钱买上一斤相纸边。至于哪个商店的胶卷最便宜，我更是门儿清，有时不惜坐上一两个小时的汽车去买，当然坐车不必花钱，念着语录过去就行了。

那会儿红布也不难找，弄点旧的红旗、袖章、塑料书皮之类的东西把灯泡包一下，窗户遮一遮，算是暗室。也是用两块玻璃把底片和相纸夹住，举到灯泡底下数着数曝光，然后把相纸扔进大海碗里盛的旧显影液和定影液中一涮，照片就印好了。用清水洗过后往窗户上一贴，擀面杖一擀，一天半天便上好了光。

没过多久，我又照着摄影书里的图样，自己动手用旧三合板做了一台幻灯机和一台印像机，用糖纸做成幻灯片，编成一套又一套“节目”。当时绝不会想到10年后会去学摄影，更没想到20年后能成为个摄影记者。玩归玩，理想归理想，理想总是美好的但这个爱好毕竟给了我以启示，即面对纷杂的外部世界，如何把注意力集中到你最感兴趣的对象上，如何不断地调整焦距，获得最理想的构图，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最细致的一个个小环节。换句话说，把你手头正在做的哪怕是极小的事情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高中毕业后，我被留在中学当了一段老师，一个只有18岁的“老师”要给16岁的学生讲数学和语文，不久我就意识到，尽管这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职业，但并不是我现在要选择的，我的知识准备还不足以能使我理直气壮地站在讲台上。于是，我参加了街道办事处的统一分配，一位热心的老大娘把我分到印刷厂，厂领导见我个头儿还可以，就安排我在印刷车间开“对开平台印刷机”。学徒期3年，工资从16元一月起步，工作很简单也很复杂：每天要把成千上万张纸用手一张一张“续”到印刷机里，稍有闪失，要么印歪，要么纸被卷进墨滚。

那时每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多、快、好、省”地把每张白纸都印上字。这个阶段是我青年时代上的第一课，它使我从一个什么都敢设计的中学生变成个需要你千百次重复着去做好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的学徒工。我不知道这段经历对于我的现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我十分重视它，因为我从那时开始明白，每个人所能做的工作只是一件事情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断定哪部分更重要，而只能选择什么更适合于我们自己。

恢复高考后的一天，我与同机台的师弟去看美国科幻电影《未来世界》。走在半路上，他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正在招生，他报了名，并动员我也报个名。我是准备考理科的，而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考试内容也有数理化。这天已是截止报名的最后一天，从电影院出来，我到单位开了张介绍信，骑车到小西天的报名处，一看门庭若市，吓了一跳，再一打听，那都是考表演系的，而摄影系报名窗口前的老师已经准备收摊了。

就这样我报了名，又经过一连串考试，被电影学院和另外一所理工科大学先后录取，尽管学数理化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但我不知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摄影。

从那时开始，调焦就成了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我发现，调焦的过程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摄影作品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对客体的取舍是否得当，就像我们要干的事情很多，能干的事情很少，而干成和干出成就的事情就更少，这基于目标的选择与调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后又转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又被借出去当导演拍了一部故事片。并不是每件事情都顺，但每干一件事都使我获得新的经历，而经历正是宝贵的财富。

1982年，我在农影拍科教片《鱼》，三伏天昼夜蹲在上万瓦灯光照射的房间里，守着一个大玻璃缸，捕捉各种鱼的不同情态。片子拍完了，我也发表了论文《水箱摄影》。1984年，我从南到北采访了6个国家重点建设工地，完成了大型摄影报道《他们迎着新世纪的曙光》。1985年，为拍摄电影《天路》，我率领摄制组在青海高原黄河源头风餐露宿，经历了翻船、翻车等种种险境，摄制组成员从40人递减到7人。一想起我们龟缩在天葬场旁边搭起的小白帐篷里，看着天地间暮色苍茫中天葬师摇着吗呢山鹰般走过来，当孤独的牦牛在漫天飞雪中吃草，神秘的秃鹫盘旋着直冲无限的苍穹时，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片空灵。真的，在自然面前，有时你竟会不自然起来，而在不自然的人群中，你又会装得很自然。自然太难。

走出大学校门的前3年，是我从一个急于求成的学生到一个开始务实的新闻记者的过程，它使我以后3年的新闻采访实践的目光能越过那些热闹的表象并力戒青年记者的通病：哗众取宠，急功近利。

从1986年开始，我试图在大众传播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和实践。在新闻摄影中，我提出了打破以往画面构图运用各种造型手段形成一个视觉中心的定势，寻求画面中的多视点，特别注意这些视点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的含义，为现代读者提供更多想像的余地。我用《倒闭后的滋味》、《望长城内外》、《作家阿城》、《监狱里的春节》等一系列作品进行了尝试，中外评论家都从作品本身出发给予了肯定。

1987年，在多视点构图的基础上，我又开始探索在现代传播中文字与图片互为载体、相互作用的意义。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是，一张好的图片，不需要更多的文字说明，所有的东西都应包含在画面里，否则就是画蛇添足；而一篇好的文字报道，不需要图片也能描写得维妙维肖。这恰恰忽略了文字与图片可以互为载体产生出新的意义，而现代传播所寻求的正是通过各种手段去调动人们对某件事物的兴趣。基于这样的目的，我推出了摄影通讯《生者与死者》等一些图文互载的作品。

1988年，我尝试了对白色新闻的报道，其中包括《亚洲大力士陈尸一年，宋振竹之父奔走喊冤》、《地铁卧轨事件》、《不灭的爱是生命的灯》，均以时效性和人情味受到读者的喜爱。

这3年的努力，使我获得了1986年至1988年3个年度的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的第一名，采写的消息、通讯、特写也分别获得最佳报道奖和全国评选的一二等奖。

记者，是善于发现的职业，而发现需要有特别的眼光。作为摄影记者，更需要有敏锐的观察捕捉到你想摄取的那一个瞬间。有时，瞬间的意义就像电影中的定格，把最精彩的时刻展现在我们面前；有时，我们又仍然需要感受一个过程，一种情绪。为此，我制作了欣赏性的电视艺术片《杨丽萍的舞蹈艺术》，完全用视觉语言和音乐来展现，使这部电视片获得了电视文艺的政府奖“星光奖”一等奖。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我制作的电视报告文学《半个世纪的爱》。

平心而论，我至今未遇到过什么大的坎坷。当然，要想做成一件事，必然会付出牺牲，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他不懈努力的艰辛，但有时我们会把这种艰辛人为地夸大，似乎成为一部血泪史，这没有必要。前些天我碰到大学同学张艺谋，谈起很时髦的一篇文章《张艺谋情变高粱地》，我说，佐料太多了。他说，还有比这更多的。我说，你那点经历叫什么坎坷？比你坎坷的大有人在。他说，对，大有人在。

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时期恰逢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着许多机会。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一段话曾给予我深刻的启示：“人是有命运的。命运就是一种机会以及抓住这种机会的能力。”

我经常在想，下一步怎么办？有时非常苦恼。尽管我还算干了点事，但比起同辈人、同学中更有成就的人，又会产生难以抑制的沮丧。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那台相机，我也就不会有摄影这个爱好：如果不是师弟告诉我，我也不会去考电影学院……或许殊途同归，我会从别的道上拐过来，但是，如果想到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偶然，我们又会把偶然集合成一个必然。

重要的在于不断调整你人生的焦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