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祥

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你想干的事它未必让你做，不想做的事偏偏又避不开。我呢，管不了那么多，我想干的能干好，不想干的也能干好，这大概太自信。

与行政工作结缘，可不是我的理想职业，可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工作的轻重好坏不应是我选择职业的标准。从部队时的班长、排长、副营长到地方企业的青年突击队长、公司副经理，成了我的家谱。这些都是革命大熔炉和社会大学改变了我，造就了我。当然，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唯有3年的书记官最对我的口味。

我这人天生的闲不住，从小就爱琢磨点事儿，记得儿时别人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跑买卖、做点儿生意，也让大家乐呵乐呵。大家说我没出息，怎么不想当个什么长呀、官呀、家呀的，我不在乎这样的评价。

干什么事都要有信心、有恒心，失败与成功不是地狱和天堂，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动力。当我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端时，我并没有被它的庄严、神圣所陶醉。我所追寻的是不断有新的起点，新的奋进。至于“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现代青年标兵”等诸多的荣誉，它只是记录了我曾经艰辛奋斗的历程。我深深感到这些荣誉远远超过了我所付出的劳动，所以总想开辟另一途径，寻找做人的思想工作的“金钥匙”。

前些年，改革开放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经济搞活了，社会发展了，民族前进了。但长期在封闭中生活的人们，又经不住钱的诱惑了，人与人之间仿佛一夜之间变得陌生起来，那大街小巷议论的尽是些工资、奖金之类的事，好像除此再没有更感兴趣的话题。你别小看建筑工地上的一群群小伙子，他们心里鬼着呢，想的并不比谁少，表现欲比谁都暴露得更坦率。跟这帮哥们儿打交道，没有两下可不行。

那是1984年为迎接国庆35周年抢建空军阅兵指挥楼那阵，我愣是放弃了平稳的工程处副主任的位置，迷上了突击队这个行当，想尝尝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工期紧、任务重，怎么办？我率先在突击队搞了指标分解，层层承包，自负盈亏，工人实行工资、奖金全额浮动，按实际劳动成果计酬。一系列新政策的实施，受到了57名伙伴们的欢迎。头一个月，结果出人意料，全队劳动生产率达到定额的130％，施工成本降低30％，按规定除上交公司外，每人可得425元，从来没有一个月拿这么多钱的队员们喜得眉开眼笑。我却笑不出来。工休间，大伙儿高兴地围着我谈笑，我冲他们一乐，“队长今天乐得有点特别。”有人纳闷。我抓住机会，拿起一根小木棍，在地上画了一个图，问他们：“这是什么？”“中国地图。”“像不像鸡？”“像啊，这又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如果钱是蛋的话，怎样能让鸡多下蛋？”“当然是鸡‘壮了‘蛋才下得多。”“对，要想个人多得，首先要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弄通“鸡”和“蛋”的关系后，队员们二话没说，不仅自觉地多上交国家6000元利润，还高兴地拉着我一起打牌钻桌子。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57名队员是从全处4个队“划出来”的，27人是没人要的，其中有12人是受过拘留、开除留用、记过和警告等各种处分的后进青年，这帮哥们儿可让我费尽了脑筋。别人说我是“牛百岁”式的突击队长，专挑别人不要的。我不这么看，青年人火气盛，难免有过火的地方，只要能主动亲近他们，用兄弟情、同志爱去点拨他们的迷悟，再冰冷的心也能被融化。在谈心会上，我对他们说：“生气不如争气，赌气不如鼓气，既然别人把你当人看，你就要往人处走。”一句话触动了他们的敏感处。“处长，跟着你我们非干出个样子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态了。

在做人的思想工作上，我喜欢看表现、察异常、想问题、找原因、问情况、作分析、聊家常、谈思想，并把“心理反馈”、“因果反馈”、“优劣反馈”等方法运用到思想政治工作中。这不，tu宝田这个1983年从南昌市郊来京接班的青年，在家时曾因就业问题砸过县委伙房的饭锅，并用拳脚征服了一个个“地头蛇”，逐步当上了南昌市的“三霸王”，多次“光临”拘留所，连他在内的“九大金刚”中3人被枪决，4人被判无期徒刑。就这样一个人，哪个单位也不要。“小tu，来我这怎样？”“少跟我开玩笑。”他一点也不相信。我说：“兄弟，往后的路长着呢，要让别人看得起，得靠自己努力啊！”“那我跟着你混吧。”“混？在突击队里没有套本事，是混不下去的。你有困难大家会帮助你，你可不能再浪荡下去，这样活着还不如趁早送你到八宝山。”一激将，他沉默了，眼泪叭叭往下掉。我知道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探家缺钱，别人又不愿借，我信任地将200元送到他手中，每月发工资都帮他存着。慢慢地小tu的消极情绪没有了，人也变得勤快了，像换了个人，到年底还立了功，当上了班长。他的进步，触动了其他11名后进青年。他们开始在工作中赛成绩了，这帮昔日“浪荡子”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光荣榜上，个个“腿上绑大锣——走到哪响到哪”。他们兴奋地把喜讯告诉亲人，不少家长写信给我，“长祥，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

在紧张的工作后，我更喜欢幽默，幽默的语言不仅能消除精神疲劳，更是建筑工人的需要，这也成了我的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是我的乐趣。这不，我4岁的女儿在一次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开门就问：“爸爸，人家小朋友都有哥哥姐姐，多好玩，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真没意思。”我一乐说：“好，从今天开始，你想要哥哥爸爸来当，想要姐姐你妈妈兼，不就齐了？”“噢，我有哥哥姐姐了。”可没多久她低着头，不吭声了。“怎么了？”我问。“爸爸，我错了。让你和妈妈当哥哥姐姐是不礼貌的。”她反省了。在工地也一样，工人们又苦又累，再没有精神上的愉快，是很难冲锋陷阵的。我就和他们一起“侃大山”，常常几句玩笑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有人说我是假姜昆，这倒不仅是我们俩长得像，事实上我们也是好朋友。“假姜昆”的话听多了，不免要听真姜昆的，好办，我真的请来了姜昆，从他嘴里说出工人身边的好人好事，如拼命三郎郭安全，任劳任怨的主任工程师邓正文，当家理财的好管家张乃玉等，大伙听了，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几年的探索，我终于找到了与工人沟通的结合点，那是十分纯朴、真挚的情感。对于他们，我坚信一条：用真诚去播种，就一定会有金色的收获。这样玩起来嬉笑打闹——亲切，干起来拼搏一道——痛快，严起来批评暴跳——威信。

有人说我是一块冰，也有人说我是一团火，我都接受。那块冰是对于谋取私利的人而言的，而那团火我要燃烧，把它化为暖流，送到那些为建设、为企业辛劳的同志心中。

也许没有经历过死亡考验的人，不会太珍惜拥有的时光。而公司工程科科长郭义芳是在食道癌的威胁下获得生命的延续的。这位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为革命辛劳奋斗了几十年，积劳成疾，病倒了。桑榆暮景，生命夕照。他唯一的愿望是让在远郊上班的女儿离家近点，好有个照应。我了解情况后，义不容辞地帮助办了。公司新盖了一栋宿舍楼，我积极建议经理、书记，并把图纸送到老郭手中：“郭科长，您是企业的功臣，新分配的住房面积和经理、书记的一样大，单元和楼层，请您先挑。”老郭没有挑房，却泪珠纵横。“长祥啊，你我刚认识几天，你这样对我，我虽死也心安，可我真想再为企业做点事啊……”没过多久，老郭真的又走出了医院，拖着病躯，重新出现在办公室和一个个施工现场，谁也拦不住他。为此，我想到了45岁以上的老同志，他们不辞辛苦，勤勤恳恳地战斗在生产一线，如果家里没人照顾好，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凝聚力。我们把40岁以上、上班路途时间超过40分钟的职工家属，调到公司安排工作。

大伙儿信任我，喜欢和我在一起谈工作，谈生活。我这人平时也爱研究人，越研究就越有收获。也许“针”和“剪子”的关系没人想过，而我宁愿是一根小小的针，它可以缝合裂口、弥补遗憾，更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更亲。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大家庭，如果大伙连成一个整体，和睦相处，就会形成巨大的推动力。所以，为职工谋福利成了我们领导做好职工思想工作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行动。调任北京城建一公司副经理的第一个春节，我一不给领导拜年，二不去探亲会友，而是和工会主席等人，带着“年货”挨家挨户地去慰问矽肺病人，热炕头、冷板凳，聊得亲亲热热。那些过去觉得需要什么就到公司去要，有什么事不称心就找领导去吵的病人，如今主动承担了生活区的卫生、治安等工作。有时连小两口闹个别扭什么的，也爱找我，我不躲不闪。在工作中，家庭中发生的隔阂和不愉快，“闲聊”之中便会烟消云散。前两年，工人们对住房的要求反映强烈，我们通过开发经营，极力筹借资金，兴办职工福利。两年时间新盖宿舍楼4栋，600多户住进新居，怨声和意见在办实事中消失了。

不少人说我太乐观，好像从没遇到过难事，这是真的。5000名职工的支持是我最大的骄傲，在对事业的追求中，我获得的每一次成功，除了意志、信心加恒心外，与大家的支持分不开。20年的锤炼，使我走向了成熟，也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报刊、电台、电视台记者采访不断。这并没有使我飘飘然，我的根基扎在职工中。在今年1月北京市组织的劳模座谈会上，万里、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握住我的手说：“好样的！”此时，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我幸运，我所从事的事业能够得到理解和信任，我用真挚去温暖每个人，得到的是同样的回报，只因为我总是紧握心灵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