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弃荣华救国难

1907年7月，北洋法政学校连续两周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招生广告。这一纸广告给处于穷乡僻壤的李大钊带来一片希望，他毅然赴津投考。20年后，他在《狱中自述》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钊感到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意。”“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政治。”

这时的李大钊虽然还只有18岁，但已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科学头脑、有崇高激情的爱国青年了。

6年后，李大钊从法政学校毕业。其时他已经具备了求官谋职的足够条件。北洋法政学校本来就是培养新式官吏的场所，李大钊在同届毕业生中又是一位佼佼者，更何况他的学问和才能早已引起当时政界的显赫人物汤化龙、孙洪伊的重视。然而，李大钊完全无意于仕途和个人的荣华富贵。

毕业后，李大钊回乡，恰遇日本军队在昌黎火车站寻衅打死中国路警5人。李大钊愤慨异常，他在《游碣石山杂记》中立下铮铮誓言：“愿中华健儿，勿忘此弥大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这表明李大钊对于个人和家庭的舒适生活是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决心献身于拯救苦难的祖国的崇高事业。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他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接触密切。他组织了“神州学会”。秘密从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1917年5月李大钊回乡探亲。读书休息外，他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盐商的垄断和剥削，群众对于政局的看法，等等。

1918年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开始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在《新青年》上撰文，热情称颂俄国十月革命，写下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名言。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写下了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他特别致力于提倡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号召中国青年学习俄国青年到农村去，唤起广大农民起来革命。他帮助邓中夏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引导发动劳动群众。

方志敏：实际地去做革命工作

1922年6月，因为无力交纳学费而从南伟烈大学退学的方志敏只身来到无亲无故的大上海，一面谋求半工半读，一面寻找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当他陷入困顿时，南伟烈大学的美国先生托人带信给方志敏，准其复学并可“免缴一切学膳费用”，条件是“不再在同学中谈社会主义，并皈依基督，虔诚信教。”方志敏回信斩钉截铁地回答：“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其后不久，他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赵醒依，经赵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8月底，年方22岁的方志敏被派回南昌开展革命活动。这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一年，而南昌既无党的组织，又无党的工作基础。方志敏懂得要革命必须唤起民众，然而从何入手呢？他召集过去的同学朋友聚会，一道想出个办书店的好主意。为了筹措办店资金，方志敏冒着极大风险，私印了江西军阀当局发行的公债券。两个月后，方志敏自任经理的文化书社终于开张了。有了这个基地，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开展活动方便多了，文化书社很快成了广大青年追求真理的学校和革命活动的中心。1923年1月，江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在南昌建立起来。

1923年3月，方志敏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一切都交给了党。他每天开会，写文章，编刊物，约青年谈话，发展组织，一天工作16个小时，生活上非常艰苦，有时连饭钱都没有。过度的劳累，导致他肺结核病复发，三个月吐血三次，在同志们的劝说下住进了医院。就在这时，文化书社被反动军阀封闭，方志敏不得不出走南京、上海。

1924年春，应赵醒侬的请求，党中央决定派方志敏重返江西帮助赵醒依开展工作。由于当时团的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他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同年夏天，方志敏主动要求回乡发动农运。他在湖塘村办起了“旭光义务小学”，白天教孩子读书，晚上开办平民夜校，接受农民入学。方志敏以平民夜校为阵地，通过其他同志，不断对夜校学员讲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发展党团员，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建立秘密的农民协会筹备机构。达些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日后的漆工暴动奠定了基础。

茅以升：为祖国造大桥

我15岁那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由于读了一些“新书”，以为祖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主要是因为科学不发达，要使祖国强大起来，必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于是决定投考新学堂。后来考进“唐山路矿学堂”。这个学堂有土木工程科的各门专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桥梁”。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南京有条秦淮河，每年端午节，河上有赛龙船的盛会，桥上总是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我9岁那年的端午节，由于看热闹的人多，桥栏杆被挤断了，还坍了几块桥面板，不少人掉到水里，我的一个同学也险些遇难。我被这个消息所震动，并从此对造桥发生了兴趣。我暗下决心：将来我造桥，一定要造得牢固。

1916年夏，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为了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造桥技术，我想出国深造，当年秋大考取了清中学堂赴美留学生，来到旧金山康奈尔大学做桥梁专业研究生。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我得到了硕士学位。当时，我可留校任教，走当博士、当教授这条轻便的成名成家之路。但受导师的启发，我没这样做。我想：自己远涉重洋来求学，不是为了图虚名，换顶“博士”、“教授”之类的桂冠，而是为了掌握给祖国建造现代化大桥的实际本领。光会纸上谈“桥”怎么行呢？于是，我决定到著名的匹兹堡桥梁公司去实习。一年半里，我从制图室到构件工厂、装配工地，最后到设计室工作，学会了制图、做“模板”、切削钢构件和打铆钉、油漆钢梁等技术。这自然比留在大学教书辛苦得多，但一想到这些是报效祖国所必不可少的本领，心里就不觉得苦了。

1919年底，我等不及参加颁发博士学位的仪式便匆匆回国。当时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建造了不少桥，如济南黄河大桥、郑州黄河大桥、松花江大桥、珠江大桥等，但没有一座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看到这种情况，我心急如焚，痛苦万分。

1933年，终于盼来了筹建钱塘江大桥的机会。我立即辞去天津北洋大学的教职，去杭州担任了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经过几番周折，克服重重困难，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及广大建桥工人终于建成了这座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联合大桥，为祖国争了光，也实现了我自己多年的夙愿。

费孝通：四下江村和七上大瑶山

1938年，一篇题为《江村经济》的论文在世界社会学界引起了轰动。论文先后印行4次，被列为社会人类学的名著之一，它的作者后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和大英百科全书奖。

论文的作者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考取了公费留学，但他并没有急于踏上通往异国的道路，而足偕同新婚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在充满艰险的调查中，费孝通摔成重伤，而他的妻子竟不幸落入水中丧生。带着对社会学研究的执著追求和对亡妻的无限哀思，费孝通回到江苏吴江县老家，开始了对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就是这次调查，孕育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一文。

总结数十年治学经验，费孝通深切体会到，知识必须下乡，智力资源才能丰富起来。正因为如此，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放到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上，留下了富有传奇性的“四下江村”、“七上大瑶山”的佳话。1936年他初访江村，写出《江村经济》一文，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窗口。21年后他再访江村，写成长篇通讯《重访江村》，如实介绍了家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他三访江村是在农村改革之后，《三访江村》一文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年代农村的新变化。1982年他连续两次访问江村，提出了抓好小城镇的重要见解。从30年代起，费孝通曾四上大瑶山，为调查中国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状况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1979年以来，他又三上大瑶山，从事社会学调查研究工作。几十年来，费孝通为了社会学的研究并使之付诸社会实践，跋山涉水，从海南岛的五指山到青藏高原的古河州，从内蒙古草原到江南水乡，足迹遍布中国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他脚踏祖国厚实的大地，与人民血肉相连，不断吸取丰富的养料，推动着学术研究。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有不少的好传统、好经验，通过社会调查把这些加以记录、整理、提高，形成指导人类前进的社会学理论，是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中国社会学者的光荣使命。他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正是这一认识的最好范例。

艾青：人民的歌手

艾青，我国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是从现实生活和群众斗争中汲取营养而放出异彩的。他的成名之作是1933年他23岁时写的《大堰河——的褓姆》，这首诗带有自传性质，是献给用奶汁哺养他成长的一位贫苦农妇的，诗中叙述了她忍受欺凌和数不尽的奴隶般的凄苦的一生，流露出对不公道的世界的诅咒。这首诗发表后博得普遍赞扬，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名篇。

艾青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从要求民主和科学出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抛弃了富裕的家庭，违背了父亲要他承继祖业的愿望而走向人民去迎接生活的暴风雨的。1929年他到了巴黎，为了维持生计，他在一个工艺美术小厂做工，依靠微薄的工资进行学习。在贫困的环境中他接触到了更为丰富的世界，他的心被惊醒了。他倔强地思考着人世和生活。这时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给了他有力的影响，他从凡尔哈仑的诗中读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他对旧世界提出了责难；而这时日本向我国加紧了侵略的步伐，国难日益严重。1931年他参加了世界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的活动，从巴黎回国后又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终于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逮捕。在狱中他拿起了写诗的笔，他要借诗来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他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大堰河——的褓姆》就是这时期在牢房中写成的，它实际上是斗争的产物，是长期接触群众积累起来的生活体验的结晶。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青踏着后方和前方的土地，由上海而武汉，由临汾而西安、桂林，投身于救亡运动。民族的命运系在他的心上，人民奋起抗争的精神给了他力量，他写出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等诗篇，反映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向太阳》、《火把》等长诗，表达了民族斗争的昂奋的情绪，鼓舞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以后艾青又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近作《归来的歌》（1980）、《雪莲》（1983）两部诗集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优秀新诗奖。无论是咏物，抒情，写国外，写国内，都是生活的赐予，都是人民的心声的表达。他是人民的歌手。

陈中伟：中国的“千手观音”

1954年，陈中伟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一次，他到上海一家工厂搞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厂由于经常使用冲床，手外伤事故很多。工人们既为自己致残而伤心，也为今后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而痛心。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陈中伟，他立志为解除工人的担忧和痛苦而奋勇攀登，努力攻克断手再植这道科学难关。

从此，无论白天或黑夜、在手术台上或是在台灯下的苦读里，陈中伟进行着一次次顽强的拼搏。手是非常精细而又复杂的器官，它和手臂之间有几十、上百甚至上千条（根）肌肉、肌腱、血管、淋巴管、神经等相连接。断手再植，就是要把它们一一接上去，使断手这个“身外之物”重新成为伤者的“身上之物”，进入整体运动之中，恢复原来的各种功能。这项工作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可以说比绣花还精细百倍，功夫不负有心人，奇迹终于创造出来了。1963年1月2日，陈中伟在同事的配合下，经过近8个小时的努力，成功地将青年工人王存柏被冲床切断的手再植上了。又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处理，这只手逐步恢复了原来的功能。这个手术震撼了世界，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陈中伟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世界断手再植奠基人”。

陈中伟没有满足。他牢记着周总理“要再接再励”的嘱托，又开始新的冲击。继断手再植后，他又和同事一道成功地创造了断指再植、断臂再植、拇指再造等奇迹。进入70年代，他率先闯入显微外科这块现代医学的处女地，使断指再植的成功率由原来的50％提高到90％，成为国际显微外科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把患者的大块肌肉切下来，移植到手上，代偿缺损的功能，“为人类开展这类手术奠定了基础”（外国医学界评语）。他曾到十几个国家讲学，并先后主编、发表了《断肢再植》、《创伤骨科与断肢再植》、《显微外科》3本著作和30余篇学术论文，使断手再植这朵医学奇葩开遍中国和世界，给千百万失去手、肢、指的人带去了福音。他被广大群众誉为“中国的‘千手观音”。

高春和：到实践中体现才干

虽说三十而立，但要当好具有70年历史的老厂的厂长并不容易。大学毕业8年的高春和，已经当了6年厂长了。6年中，南通第二棉纺织厂年年上台阶年年高效益，产值、利润、出口创汇连年递增。即便企业普遍面临困境的1989年，二棉厂的增长势头仍然不减，实现利润2116万元，比上年增长25％。工厂7项考核指标中，有6项达到国家一级企业的标准。高春和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10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

1982年，他从轻工业学院纺织工程系毕业，来到南通第二棉纺织厂。他并不羡慕分到部机关的同学，也不抱怨自己下到基层。他认定，实际工作最能显示人的才干。他要求自己从最基本的岗位干起。他在纺纱车间当过技术员，在计划经营科当过科员，在织布车间当过副主任。无论在哪里、干什么，他都兢兢业业，勤奋努力，使坚实的理论功底得以充分体现。他博学多识、谦逊好学、文静稳重的品格作风赢得普遍好评。1984年，经过民意测验，他被推选为副厂长。年底，他接任了这个大型骨干企业的厂长，时年32岁。

他深知，当厂长不仅要懂技术，还要精通管理。他又拿出挑灯夜战的劲头刻苦钻研企业管理，在全国第5批厂长统考中，江苏省的第一名竟是这位30出头的年轻厂长。他把企业目标的科学决策、新产品的开发、在制品质量的完善和职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作为管理中的关键要素。为了扩大出口创汇，发挥老厂的技术力量，他果断决定：在深圳蛇口、广东肇庆和菲律宾合资建厂。为使企业适应纺织市场的变幻风云，他又扩展了毛纺织和毛针织，企业形成了以棉纺织为主体、毛纺织和毛针织为两翼的同轴多角化的企业经营结构。他视产品质量如生命，在完善质量管理网络的同时，实行“质量否决权”制度，使全厂职工质量观念大大加强，仅一年就有3项产品获纺织部优质产品称号，两项产品获国际纯毛标志，优质产品产值率达46％，居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他注意调动和发挥全厂6500多名职工的积极性，使干部各司其职，职工各尽其能；他尊重老同志，关心青年同志，按时在“民主接待日”中接待职工，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每年的除夕之夜都与独身职工共同度过；在调资、分房等待遇上，他能让则让。他的领导作风和个人品行得到全厂职工的称赞与敬重。

梁玉树：“蓝天”的支柱

提起“蓝天”高级牙膏，无人不晓，而提起梁玉树……他的“历史”，虽然不及“蓝天”，但最近几年，他与“蓝天”并驾驰名。

一份材料这样记载：梁玉树，34岁，中共党员。1982年1月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学系，1982年2月分配天津市牙膏厂工作，先后任技术科成品工艺员，厂长办公室秘书，厂长助理，副厂长（主管技术工作）……

天津市牙膏厂是全国30多家牙膏厂的骨干企业之一。年产牙膏1亿支，拥有高中低档牙膏10多个品种，并生产爽口液、餐具洗涤剂等新品种，年创利税千万元以上，有职工1400余人。如若倒退几年，任这样一个企业的技术负责人，该是颇感荣耀的。然而，他却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在他就职前后，正值牙膏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在原材料大幅度调价、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坚持以科技进步创效益的思想，改变传统的单纯技术观念，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以提高经济效益。他首先在技术人员中开展了技术项目承包，开发新原料的应用，开展技术挖潜，降低成本，运用价值工程原理进行了新原料山梨醇的应用，包装物料的改进，配方的合理调整等技术措施，1988年节约200万元，1989年节约400多万元，几年来，他坚持一主多副的经营方针，打破仅生产牙膏的局限，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分析市场，研制投产了“蓝天”系列口腔卫生产品，如“蓝天高级爽口液”、“蓝天儿童爽口液”、“蓝天洁齿露”及“蓝天假牙清洁片”还研制了食品洗涤类产品，如“蓝天快洁灵”。多种经营产品产值占全部产值的10％左右，为企业增加了经济效益，满足了市场需要。同时，他倡导成立“技术部”，深入开展全面质量管理、计量管理、标准化管理和工艺管理，做到技术工作年年有计划，有效果。1987年全质管理通过了天津市达标验收合格；工艺工作获天津市工艺管理先进企业称号：蓝天牙膏通过了采用国际标准的认证：计量工作通过了国家二级计量单位的验收。由于重视基础工作，产品质量得到保证，蓝天牙膏始终保持国家金牌荣誉，富强牙膏及脱敏牙膏在两次全国质量评比检测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作为工厂的技术支柱，他从不居功自傲，坚持深入群众，兢兢业业地工作，受到全厂职工的拥护和尊敬。

居里夫人：不为荣誉私利而为人类幸福

她出生于一个被沙俄占领的波兰教师家庭，幼名玛丽亚·斯可罗多夫斯卡。民族的压迫，社会的冷遇，生活的贫困，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和发奋精神，她决心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1891年，她靠自己当家庭教师积攒下的钱，从华沙到法国巴黎大学求学。经过刻苦努力，3年中她先后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学士学位，并取得进研究室工作的机会。1894年，27岁的她结识了比埃尔·居里，为科学献身的理想把他们永远联系在一起：次年，她与居里在巴黎结婚。从此，人们称她为“居里夫人”。

她与居里生活清贫，工作、学习却十分紧张。1896年，法国亨利·柏克勒尔发现了铀的放射性。她怀着极大兴趣阅读了柏克勒尔的报告，开始系统地探索除铀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化学元素具有类似的放射性。她不顾分娩后体力尚未恢复，对当时已知的80种元素一一进行测试，先是发现已知元素钍和铀一样能放出射线，进而发现了两个比铀的放射性更强的新元素。她时刻不忘祖国，决定用波兰（Poand）命名第一个新发现的元素为“钋”（Polonium），另一个新元素为“镭”。艰苦的研究需要适用的实验室和其它物质条件，他们经过努力，找到一间上漏下潮的破旧棚子，修整成自己的“实验室”。从此，她和丈夫在这里进行了大量周密的科学研究以及繁重的化学工艺操作，从几十吨铀沥青矿废渣中进行无以计数的溶解、蒸发、分离和提纯。经过整整4年的辛勤劳动，终于第一次提炼出了1/10克多一点的纯氯化镭，并测定了镭的原子量。以后，又第一次获得了金属镭。1903年，巴黎大学授予她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她与丈夫一起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与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她与丈夫一贯遵循的原则。当他们发现镭后，为了使之尽快服务于人民，不顾生活还很艰难，立即公开了提取镭的方法，拒绝申请专利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把X射线设备装到汽车上，奔走在战场各处巡回医疗，挽救了大批受伤士兵的生命。她长期在条件很差的环境里忘我工作，致使有害物质严重侵害了身体，得了恶性贫血病。即使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她也没有对一生的磨难与不幸有丝毫抱怨。1934年，67岁的她带着一双被镭严重灼伤的手离别人世。爱因斯坦说：“所有的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腐蚀的人。”

马卡连柯：生活造就的作家

有一个流浪儿，进了教养院后还偷盗农民的财物，组织扫荡农民的瓜田，结果被驱逐出院。他在外流浪了半年，又自动回到院里来。有一天，院长派他骑马进城领取500卢布，并给他一支手枪防身。傍晚时他归来复命，院长问他钞票点数没有，他回答数过了，院长把钱往抽屉里一放，说：“谢谢你跑了一趟，去吃饭吧。”过了两个星期，院长又派他进城取款，这一回是两千卢布。他喊道：“两千！要是我携款潜逃，你怎么办？”院长说：“叫你去你就去，别发神经病！”钱取回来后，院长照样数也不数就收到抽屉里。那个孩子却因院长对他的理解并由此而来的尊重和信任而激动万分。

这个故事是院长本人讲的，他名叫安东·马卡连柯（1888～1939），苏联教育家，从青年时代即献身于教育事业，有15年时间（1920～1935）是在流浪儿和少年犯中间进行教育工作。他创办了两所儿童教养院，对受教育者严格要求，同时又尊重他们的人格；他运用集体的力量，通过生产劳动来培养他们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新人。从他的教养院出来的孩子先后近千人，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优秀的工程师、医生、教师、军官。上面提到的那个流浪儿，后来从工农中学毕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也投身社会教育工作。

马卡连柯又是有成就的作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教育诗》就是写儿童教养院的生活的。他在教养院长期和孩子们以及周围的农民、基层干部相处，通过观察、分析、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可以从人物外表的特征、面部的复杂的表情以及声音、步态和性情的细微变化而判断他们性格的发展。《教育诗》描写的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圆熟的技巧。他自己承认在写作上下了很大的苦功。早在1915年，他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寄给著名的作家高尔基，高尔基指出它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写出生活，人物对话也写得索然无味。从此他搁笔13年，开始作最基本的训练，即随时留意把生活中的细节、景色和人物的面貌、谈话等等记录下来。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1928年他动手写《教育诗》，以后又写了长篇小说《塔上旗》（1938）以及其它作品，获得了很大的声誉。1939年，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苏联政府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

马卡连柯本来没有想当一个作家，但是生活把他推上了作家的道路。是生活造就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