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轩 林晓东

赖素梅原本活得很轻松。

这个岭南长大的女儿，清秀、活泼，透着掩饰不住的灵气，一如她家乡的山水。她天生好动，先是跟在大孩子后面乱跑，后来就打篮球，惠阳高级中学的女篮曾经名震县城，那时候她就是队长。再长大些又随随便便地看书，政治、经济、哲学加上巴金琼瑶三毛。走出校门进了海关，一身威严的制服依然不能藏起活跃，欢欢笑笑无忧无虑似乎成了她的固定形象。闲下来她还写诗。诗里大量地使用朝霞呀彩虹呀这类词汇。那就是她眼里和心里的人生。

直到突然有一天，她躺上担架式单车，被推进深圳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室。

厄运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的：乳腺癌中期，癌细胞已部分转移。她接受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手术，大面积切除，回到病房的时候，塌下去的左胸满缠着白色的绷带。

丈夫和单位的同事守在床前，大家用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话来安慰她。她还是未能止住自己的泪水。

她刚刚25岁。

朝霞与彩虹就在那一刻从天际消失，赖素梅的生命中从此掺进铅一般的沉重。

最初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刀口疼，心也疼，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安眠药加到三片，还是迷迷糊糊地想心思。

癌病房是充满痛苦与挣扎的世界。死亡是病友们极力回避又极力寻找的话题。有人从这里直接走进太平间。也有人怀着忐忑回到外面的世界。这种病通常不讲治好或没治好，只说“有效”率与“存活”期。赖素梅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自己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她知道，以后的日子，无论长短，从医学上讲，都只能算是“存活”了。

一个“存”活的人，活着又有多大意思呢？

大约是手术后的第7天，赖素梅躺在床上，照例把右手平放在胸前，希望这样能使伤口好过些，当然，也照例地不起什么作用。陪床的家属们打饭去了，病友们说话也说累了，房间里静悄悄的，这时候她觉得邻床有些异样的声响，扭头一看她吓了一跳。那个病友正艰难地喘息，而鲜血正从鼻孔、从嘴里喷一样地冒出来。

赖素梅来不及多想，从床上跳下来就跑去找医生，医生又碰巧吃饭去了，只留一个护士值班。护士赶忙跑进病房察看，赖素梅又下楼去找医生，医生找到了，赖素梅又上来打电话通知病人家属。待家属赶来的时候，那个病人已经得到了及时救治。那家属很感激，说：“小赖，不是你，她这条命难保了。”

赖素梅这才想起躺回床上。她还没拆线，一上床就累得不能动了。但她还是努力作出一个微笑。连她自己都奇怪，刚才跑上跑下哪来的劲儿呢？在这之前下床去卫生间都很困难呵。还有，累归累，可怎么伤口也不觉得疼了呢？

那件事过去之后，赖素梅的精神好了许多。她为自己做了件有益的事情感到高兴。她开始试着为大家多做些事。打打水，拿拿饭，洗洗水果，递递毛巾，尽管都是极简单的小事，她却做得很上心。病友们过意不去，说：“大家都是病人，你就不要照顾我们啦。”她说：“你们不知道，我做点事儿，身上就能舒服些。”一个病友开玩笑：“哟，做事情能治病，我们大家都找些事情做好啦！”大家都笑了。

赖素梅挺开心。她进一步想：“我不能选择得什么病，但我却可以选择对待病的态度。消极些，就会被病压垮；积极些，就可能战胜它。我干嘛不积极些呢？”她又恢复了过去有说有笑的模样，还找来扑克和大家玩，往日死气沉沉的病房，竟变得活跃起来了。

新近进来的一位老阿婆最为悲观。她也是乳腺癌中期，整天念叨自己没几天好活了，还常常一个人掉泪。赖素梅去开导她，她反倒抱着赖素梅哭起来了。她说：“我60多岁了，死也就死了，你还这么年轻……”

赖素梅怎么劝也劝不住，她就问阿婆：“如果您真的只能再活两年，您打算这两年做些什么呀？”

阿婆仔细想了想，说：“我要多抓几只鸡婆，好好煲些汤吃。”

赖素梅说：“那好，您就别哭了。等出了院，您就高高兴兴地去抓鸡婆，高高兴兴地煲汤吃。若总是这么不开心，不是吃汤也吃不香了么？”

阿婆果然不哭了。

另一个病友问：“小赖，要是你呢，你怎么过？”

赖素梅说：“我和阿婆不一样。阿婆做了一辈子，我还什么都没做。我要把吃鸡汤的时间用来做事。”

一个半月后，赖素梅出院了。

外面的人已经认不出她了：体重下降40斤，人瘦得走了形。浓黑黑的头发全部掉光，那是因为化疗。而且，由于虚弱，说话都显得吃力。

医生要求她绝对休息。丈夫小邱也很体贴，把孩子送去外婆家，对她说：“阿梅，你就好好养病。想要什么我去买，想吃什么我来做，你什么都不要管，我会好好侍候你的。”

赖素梅点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电大考试马上就到了。这是最后一门课，经济管理。她得拿下来。还没出院她就盘算过了，自己落了多少课，离考试还有几天。她订了个复习计划，时间很紧，她必须立刻开始。但她不敢跟丈夫说，怕丈夫心疼。她决定在丈夫上班的时候悄悄进行。

头几天小邱没有觉察。赖素梅估摸丈夫该下班就收了摊儿。小邱回来见妻子躺在床上脸色黄黄的冒虚汗只是更加体贴。后来秘密暴露了，那天赖素梅光顾了核对新借来的笔记，忽略了丈夫下班的时间。

小邱进门就急了：“你要不要命了？”

赖素梅脸儿黄黄的：“我还能行。再说就剩这一门就毕业了，扔下也可惜。”

小邱的话冲口而出：“你不想想你还能活多久，到底是人可惜还是电大可惜？！”

赖素梅说：“我正是因为想过这个问题才这么做的。我就是明天死了，今天也不能放弃。”

小邱不再说话，默默地去准备晚饭。他理解了妻子，他们都知道癌症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到了考试那天，小邱专门请了假陪妻子去了考场。那是7月天气，深圳最热的日子，头发脱光的赖素梅戴着帽子，一边擦着汗，一边答完了全部试题。

那张答卷上，教师批阅的分数是79。这是一个怎样的79呵。

接下来赖素梅又要求上班。这回是单位领导出来劝阻了。领导说：“你得了这样的病，我们照顾还来不及，哪儿能让你再上班呢？”

但赖素梅是拦不住的，她工作在文锦渡海关，家住宝安县城，相距25公里。每天清晨，她6点钟起床，6点半准时出现在宝安至深圳的中巴停靠站上。因为公共汽车她挤不动，只能坐中巴。坐中巴她也去，而且风雨无阻，从不迟到。当然，每天6元4角的车费是不能报销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行为。有人就这样算过账：“你要是在家休息，工资照发。现在这样上班，钱就全搭在路上。只听说上班挣钱的，哪儿有花钱上班的呢？”

赖素梅回答：“问题很简单。我必须抓紧时间。”

她说：如果我是作家，我大概会抓紧时间写出一本我认为最值得写的书；如果我是科学家，我大概会抓紧时间去进攻我最牵挂的一个研究项目。但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海关工作人员，我只能到班上去，尽可能多地做些普普通通的本职工作，才能体现我生命的价值。而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讲，只要尽了力，它们就具有同等的意义。

赖素梅所在的货管科为了照顾她，给她安排了份有弹性的工作，和另一个同志一起收发电传，还特别关照：“你没有定额，能做多少算多少，千万别勉强”但赖素梅却上来就拿自己顶个健康人用，一天900份电传，她总要做到半数才罢手。她不愿为别人增加负担，常常是刚吃过午饭顾不得休息就又上机了，有时弄得科长不得不把她拽下来。后来单位千方百计为她在附近找了间房，免去了她上下班的奔波，她则更加起劲儿地投入工作。

事情也怪，赖素梅出院以来，几乎对生活采取了一种拼命的态度，但她的身体却一天天日渐恢复，体重增加了，头发慢慢长出来了，脸上也又显出血色，年前关里送她去做了全身检查，结果是状况是良好。大家都为她高兴。她恢谐地对小邱说：“你看，我赚了”

生命中的某些奥秘，怕不是医学所能解答的。

赖素梅在文锦渡海关的总结大会上有一个个人发言，结尾的一句话是：只要我顽强地乐观地走下去，我相信，我会面对一个美好的生活。

我们祝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