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勇

我失眠了。几年了，这是第一次。

望着幽黑的天花板，眼前不断变幻出两个姑娘年轻的面庞和滴血的屠刀。

我不断地问自己，面对冷森森的刀锋，我能否像潘星兰和杨大兰那样，咬紧牙关，忠于职守？尽管我是五尺须眉。尽管我的年龄几乎是两个姑娘的年龄之和。

几次铺开稿纸，都无法写出开头的文字。每当回忆起不同的人们所讲给我的一切，我的太阳穴便突突地跳，拿笔的手便瑟瑟发抖。

我几乎无力用笔复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两个姑娘用奔突喷涌的鲜血写就的。

1

1989年12月24日，还有一个星期。这一年度便告结束，80年代也将结束。

又停电了。虽然枝江县与葛洲坝是近邻，但停电在这里仍是家常便饭。借助微弱的煤油灯光，潘星兰将最后一张票据整理好，扎牢。桂花信用分社只有4个人。主任开会去了，信贷员孩子生病，值夜班的任务落在了潘星兰和杨大兰身上。

四周黑黑的，静静的。大兰已睡下，潘星兰习惯地将扎好的单据又检查了一遍，然后吹熄了灯。

一阵轻微的响声将潘星兰惊醒。她下意识地打亮手电看了一下手表，3点15分，这是12月25日凌晨时刻。她叫醒大兰。两人穿衣下床。杨大兰在前，潘星兰在后，她们走向房门。杨大兰拉开了门栓……

门“哐”地一声被撞开。两道手电光照在两个姑娘的脸上，两把锋利的钢刀架在姑娘的脖子上……

2

这一切似乎是发生在电影里、小说中。可那使双眼的视野中一切都成为金光一片的手电光，那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渗入骨髓的冰冷，又表明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当刀架在脖子上的一瞬间，两个姑娘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惊叫，潘星兰手中的手电也掉在了地上。她们面对的是两个手持利刃的蒙面歹徒。

“老实点，别出声。”一高一矮两个歹徒继续用刀逼住两个姑娘。

“你们要干什么？”小潘已经很快稳住了神。

“来借钱。”矮个子歹徒说。

“我们没钱。”

“这里有。”矮个子将手电的光柱射到保险柜上，“打开”

“我们没有钥匙，也不知道保险柜号码。”潘星兰说。潘星兰有生以来第一次毫不犹豫地说谎了。出于她是会计，又兼管储蓄工作，她不仅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知道保险柜的号码，而且知道保险柜中存有1.7万多元的现金和有价债券。

高个子用刀逼住两个姑娘，矮个子开始在屋中乱翻。终于他在床上找到了两串钥匙。矮个子拿着钥匙。在办公桌的锁上一把一把地试开。中间的抽屉被打开了，一叠钞票显露出来。矮个子转过头，盯着潘星兰。

“这是我嫂子拿来要我帮忙存的。”潘星兰脱口而出，她又说谎了。这是信用社准备第二天营业时使用的周转金。共1000余元。如果说这些钱是公款的话，歹徒使会认定保险柜中有更多的钱。多么沉着、机智的姑娘啊！

“私人的钱不要。”矮个子把钱扔进抽屉。“我们要那里的。”他用长长的尖刀指着保险柜说。

正在这时，墙外传来汽车马达声。“我们的人来了，你们跑不了啦。快放下刀去自首，还能减轻你们的罪行。”

两个歹徒慌了，用刀死死逼住星兰和大兰。

“不许出声，出声就杀了你们。”高个子咬着牙说。

马达声远了，那是一辆过路车。小潘意识到她们将面临一个极其严酷的时刻，她悄悄地从床上拿起棉袄穿在身上，并不断地向大兰使眼色，天太黑，大兰看不见。

值班室靠近公路，歹徒们意识到这里太不安全，于是，用刀抵住两个姑娘，把她们挟持进了厨房。

3

厨房很大，也很僻静。几个小时前，歹徒们翻墙进入信用社，就在这里藏身。

“这里不会有人发现，喊也没用。说吧，保险柜的钥匙在什么地方？”，矮个子晃着手中的刀说，眼盯着杨大兰。

“这不关她的事，她是炊事员。”潘星兰说。这次，她说的是实话。

矮个子抓住潘星兰的衣领，刀尖在她的眼前晃了晃：“你蛮有骨气嘛。那好，你说，钥匙在哪儿？”

“不知道。”潘星兰说。

“你劝劝她，不然先拿你开刀。”高个子用刀抵住大兰的咽喉，大兰默默地，一声不吭。

“把她们隔开来问。”矮个子急忙用刀把潘星兰逼回值班室，高个子将杨大兰逼进柴屋。

值班室里，矮个子已变得焦躁不安，眼中放出幽幽的光。他和星兰的对话极简单：“‘钥匙呢？快说！”“我没有钥匙，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一来一去，这几句话说了十几分钟。

门开了，高个子闪了进来。他对矮个子说：“那个我已经处理了。”

天黑，什么也看不见，否则，星兰会看到高个子手中的钢刀上，正一滴滴往下淌血。那血鲜红鲜红的，是大兰的鲜血……

4

矮个子将星兰挟持回值班室时，高个子将大兰逼进柴屋。他把架在大兰脖子上的刀放了下来，用手电光照着大兰的脸。

“你要干什么？”大兰问。

“要钱，”

“我没有，也不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这我知道。你可以去劝劝她，让她把钥匙交出来。”

大兰不说话，抬手将散乱在额前的头发向脑后梳理了一下。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梳那一头秀发。那一头柔软乌黑、飘飘洒洒漫过双肩的秀发，将大兰衬托得秀丽无比。大兰的秀发，使人看到一股不可遏制的青春的活力，那活力像一簇奔窜的火苗，欢歌着，跳跃着。

大兰什么也不说，她静静地注视着对手，她在寻找着机会。

歹徒将手电光从大兰脸上移开，四处搜寻着。忽然，他发现地上有几个吃剩的藕节。上半夜，两个歹徒翻墙进入信用社时，就在这里潜伏。饿了，他们翻到几节鲜藕，又从瓦罐里挖出一些猪油，涂在藕上便大嚼了一顿。这几个藕节便是他们丢下的。

高个子弯下腰，准备把这几个藕节拾起来。大兰发现机会来了。她乘高个子弯腰的时候，用尽全力推了他一把，撒腿向门口跑跑去。

然而，她毕竟是个弱小的姑娘，虽然她是用尽了全力，可人高马大的歹徒仅被推得歪了一下身子。大兰没跑几步，歹徒已窜到她身后，抬刀向大兰后背刺去……

那是一把日制三八步枪刺刀。寒光闪闪的刀身足有1尺3寸，刀尖从大兰背后插进，几乎穿透了大兰单薄的身躯。大兰倒下了，热血喷涌而出。

这一天，是大兰到桂花信用社工作的第266天。在这个包括她本人在内只有4人的小小信用社里，大兰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为大家做好每一顿饭外，还在亩把大的信用社院内开辟了菜地，养了猪。

266天，她为信用社职工创收价值500多元。

266天，她领取的全部工资才400多元。

大兰有个梦想。她想有一天能通过会计资格考试，这样，在信用社工作紧张时，能帮大家一把。只要有空闲，她就练算盘，练写数码。她常帮助星兰处理帐务，到信用站去收款。

十几天前，她向星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如今，她的梦想无法实现了。

“快来人……”这是大兰生命最后一刻的呼唤。歹徒再次举起钢刀，向大兰的嘴砍去。大兰被剁掉了9颗牙齿，嘴角开裂到两腮。

（我在读小学时便知道汉语中有“穷凶极恶”一词。今天，在叙述这一故事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含义。）

疯狂的歹徒挥舞屠刀，在大兰身上又捅又砍。事后，在检查大兰遗体时发现，她的胸、腹部有9处刀伤，颈部被砍一刀，深达颈椎。

大兰倒在血泊中，一头秀发被染得鲜红。歹徒提着滴血的屠刀，踩着大兰的鲜血走出柴屋……

5

“你把钱借给我们，日后一定还你。”矮个子把声音放平和了些。

“我不知道钥匙和号码。”星兰也语气平和。“你信不过的话，可以给你立字据。要不，你记住我们的面孔。”昏暗的手电光中，高个子拉下了面罩。

最初钢刀架在脖子上时，星兰已意识到处境的险恶；此刻，当歹徒拉下面罩时，她已清楚地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死亡。

人生最为残酷的时刻，也许就是知道自己死期的来临，潘星兰，这位19岁的姑娘正面临这一时刻。而在这一时刻里，星兰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坚强。

“没有钱。”星兰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你不说，就一刀一刀地割！”高个子恶狠狠地说：“挖你的眼睛，割你的乳房，削你的鼻子，割你的耳朵！”

“没有钱。”星兰咬紧牙关。

高个子一把抓住星兰的左手。星兰觉出了手指的骨节被攥得咯咯地响，她感到刀尖顶在虎口上。

星兰极爱惜自己的双手，这是双怎样的手啊！

从1987年至今，经这双手办理的业务共30300笔，涉及金额3154.6万元，无一差错。

这双手点起钞票来，令旁观者眼花缭乱。观看这双手点钞，如同观看上乘的魔术表演。就是这双灵巧无比的手，使星兰于1988年8月在县联社举办的会计出纳业务技术竞赛中获多指多张点钞第一名；同年10月，在全县农金系统业务技术比赛中，星兰又夺得票面换算第一名，多指多张点钞第五名。这双手曾给星兰带来过一个又一个荣誉。为了磨炼这双手，星兰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换成100张1元券和100张纸分币，随身携带，有空就练。终于，她练就了这手出神入化的功夫。

如今，这双手成了歹徒最先摧残的对象。

“你说不说？！”歹徒的声音有些颤抖。

沉默。

刀尖狠狠地划了下去。一阵凛冽的疼痛穿透心肺。

“快说！”

仍旧是沉默，一种充满蔑视的沉默。

又是一刀。还不说，再划一刀。第二刀和第三刀交叉成一个十字。每一刀下去，星兰都是一身冷汗。她挺住了。

“再不说……再不说就割你耳朵了！”矮个子一把抱住星兰的头。

“要杀要剐由你们，要钱，没有。”星兰愤怒地回答。

高个子举起刀，一刀割下了星兰的左耳垂。

“畜牲！”星兰骂道。

高个子再次举起刀，一刀将星兰的整个左耳割了下来，扔在地上。

暴行、只能使懦夫失去最后一点勇气；而对于强者，失去的只是最后一丝恐惧。

当容貌受到摧残，人格遭到践踏时，星兰愤怒到了极点。“我跟你们拼了。”星兰哭喊着和两个歹徒扭打起来。

面对两个丧尽天良的歹徒，星兰势单力薄。她被重重地摔在地上。矮个子当胸按住星兰，扭过头对着高个子喊：“杀！”

高个子再次举起屠刀，一刀一刀向星兰腹部戳去，一共戳了11刀。

粘稠的鲜血流满了地面。

两个歹徒慌忙起身，将办公桌里的1000多元钱塞进口袋，并搜走了星兰和大兰个人的钱和国库券。

借着微弱的灯光，高个子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星兰。“她还在动！”高个子惊叫一声。矮个子抡起刀，向星兰头顶剁去……

6

星兰没有死。这简直是个奇迹。

不知过了多久，星兰醒了过来。一翻身，血泪汨地往外涌。

她扶着墙，站起来。她摸到电话机，握住摇把，她试图摇通电话，结果，摇把没动，鲜血却不断从各个刀口处涌出。她松开了电话，艰难地走出门。

她扶着墙走进厨房。“大兰，大兰……”她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没有回答。黑暗中，她什么也看不见。大兰被他们绑走了么？

星兰艰难地走出厨房。干渴，灼烧般地干渴，她打开水龙头，喝了几口冷水，有了些力气。她打开院门，向100米外的农舍走去。走走爬爬，100多米的路上，淋淋漓漓洒满了鲜血，一路上，不知昏过去几次。

狗叫了，门开了，有人出来了。“信用社被抢，快去报告……”星兰用最后一点力气喊了一声，又昏了过去。

7

星兰躺在病床上，头上裹满了绷带。虽然她的脸色已有了些红润，但说话的声音仍很微弱。“

一开始，我被吓了一跳。”她轻声回答我的问题：“可一会儿就平静下来了。害怕的是罪犯，不是我们。”

“当时，你想了些什么？”我觉得我提的问题极蠢。

“没想什么。只想死了也不能把国家的钱交给歹徒。我爸爸和大兰的爸爸都是农业金融的老职工了。也许是他们的教育吧，我一工作便知道金融工作的职业道德之一是：人在钱在，人在帐在。我想，这和军人的‘人在阵地在是一样的。”她显得极累，不能再让她说话了，也无须追索任何答案了。

两个姑娘能面对屠刀坚强不屈，除了她们特有的性格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崇高的职业道德和铭心刻骨的敬业精神。

如果你知道，为了一张传票不齐边，潘星兰竟深夜往返10多公里，将整捆的单据拆开，重新墩齐，捆扎，装订；

如果你知道，杨大兰曾为猪娃不上膘而急得哭；

如果你知道，1989年10月26日，星兰在镇信用社做好报表天色已黑，她想到桂花信用分社只有一人在家，便顶风冒雨步行回到单位；

如果你知道，7月“双抢”中，社里给大兰放了4天农忙假，可她白天在田里插秧，晚上却赶回信用社睡觉，为的是多个人值班多个伴……

如果你知道这一个个算不上事迹的故事，你就不会误认为两个姑娘面对凶残的罪犯时的所做所为是一时冲动了。

这就如同你知道君子兰的生物结构及生长过程后，就不会怀疑君子兰的花朵为什么是红色的了。

星兰、大兰，两株亭亭玉立的君子兰。

58小时后，两个罪犯被抓获，矮个子叫卓相波，高个子叫杨启林，均是本地人。卓相波刚刚20岁，而杨启林则和两个姑娘同岁，19岁。

两声枪响，子弹射穿了两颗罪恶的头颅。

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成长。4个人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这的确令人深思。而这深思是使人荡气回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