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乡村小所的采访纪实记述了一个冬夜的生死搏斗，4个同龄青年对阵，两位弱女浩然正气，生死之间显出一对巾帼英雄；两个强男心狠手毒，害人害己最终化为粪土。他们各自用自己的生命为当代青年的生死观写下了截然不同的注释。

杨大兰壮烈地死了，潘星兰还英勇地活着，她们确实像40多年前的刘胡兰一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杨大兰的死和潘星兰的生都重于泰山，她们真正地实现了青春和生命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群众的尊敬：而两个年纪相同的抢劫犯，不论其“金钱梦”是否得逞，不论他们是否能逃脱法网的严惩，他们生命的价值都轻如鸿毛，

人总有生死，有的人活着，对于社会来说，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在人们心中活着。这是为什么？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体现。人不是只有求生求乐的自然欲望的高等动物，真正的人必具有社会属性，离开了社会和他人，生命就不再有超越于动物界的意义。因此，有的人为社会的进步和集体的利益牺牲了，但他们生命的价值在社会的发展和他人的利益中得到了实现，他们虽死犹存，所有得益的人将铭记他们的奉献，社会发展的长路上将铺下刻有他们名字的基石；而那些无益于社会甚至为了私利危害社会发展和他人利益的人，在他人的心目中和社会发展的长路上只不过是尘土和绊脚石。

潘、杨两女的英雄行为，昭示了一个真正的人必须要有气节，这就是无私无畏，维护正义，不畏强暴，保持尊严的勇气，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敢于流血牺牲，宁死而不屈。中华民族自古就把气节视为最可贵的美德来赞颂。潘、杨两女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为她们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气节。如果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这样的气节，中华民族就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面对生死考验，和平时期的两位姑娘表现得如此从容，这不能不使人想得更多。杨大兰和潘星兰的气节来源于她们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来源于她们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为了“责任”可以慷慨赴死，这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如果我们社会的亿万个工作岗位的任职者都能这样对待“责任”，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一定会更快。

人活在社会上总有各种各样的责任，对社会、对家庭、对后代，对自己……那些只想到自己的人可能也有敢于像两个抢劫犯那样铤而走险的，但决没有半点责任感可言。他们为了钱、为了享受可以出卖自己的良知乃至生命，但他们决不会为责任牺牲。只有那些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及他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才乐于为责任献身。在这里，超越了自我才能达到“无私则无畏”的境界，超越了自我才能有“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勇气。

杨大兰、潘星兰都不过19岁左右，她们的英雄行为证明了当代中国的青年有希望，他们不仅能学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也能够学到革命前辈的优良品质和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辱使命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两个抢劫犯也不过19岁左右，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付之于罪恶的冒险，他们的死告诉当代青年要警惕：剥削阶级的腐朽欲望随时都在挖掘使人灭顶的陷阱。

两个农村姑娘给我们当代青年竖起了一面镜子：我们能不能像她们那样无畏地实现生命的价值？我们能不能像她们那样在生与死的门槛上保持人的尊严和气节？我们能不能像她们那样全身心地对待自己平凡而重要的责任？每一个正直而有追求的年轻人都应该扪心自问。

明末的民族英雄张煌言有句拒降名诗曾在后世的爱国者中长久流传：“赢得孤城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他的意思是：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留正气在世间。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英勇地牺牲了。杨大兰、潘星兰在那个血洒岗位的夜晚没来得及写下什么豪言壮语，却用自己的生命之花写下了当代青年最美的“正气诗”。

注：这是李源潮同志专为《兰花为什么这样红》一文写的评论，特作为本刊“人生观系列”代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