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予

《我的信仰》这本书是伯特兰·罗素的两部论著的合集，即《我的信仰》和《科学的观念》。前者阐述了作者的人生观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后者从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的角度综述了对科学发展史及其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也许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科学，才使它在许多年之后仍然对我们有所启发，仍然令人感兴趣。我想，译者把这两部作品合在一起，固然有篇幅上的关系，更多的则是出于其内在联系上的考虑。这对于读者是方便的，连贯阅读可以清晰看出作者某些思想倾向的各个侧面，益于全面了解。

毫无疑问，科学已经成为支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它与宗教、艺术等相比是很年轻的。照罗素的说法，科学之占据相当的地位始于伽利略，因此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段时间里科学的进步呈加速度运行的态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给人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社会发展的基本目的就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罗素认为：“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的”，我们可以不尽赞同他的观点，但应该承认，美好的人生是每个人所期望的。在很多前人的宏论之后，我们今天还在涉及这个并不新鲜的题目，实在是现实的人生远非完美之故。自然，最善之境也许并不存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罗素开出药方中的两味——爱和知识恰恰都是无限可延的并且为人所需，我们可以判定它至少带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爱是比较虚泛的概念，解释可有多种。在罗素这里它是多种情感的复合体，是在普遍人性的意义上来使用的。爱心虽然属于人之善的一面，却毕竟太弱了，即便和知识相比它也只是一种“软件”。罗素明确指出，他所说的知识是科学的而非道德的，书中对传统道德观念颇有微词。现代科学对道德的冲击十分强烈，道德自身的惰性使之常常落后于科学、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在科学与它的大敌——愚昧的对抗中，道德往往帮了倒忙。道德是需要的，但它应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化，作为一股促进人生美好的力量存在，而不是束缚正常人性。

罗素把通向幸福人生路的“赌注”下在了科学上，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科学本身并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关键还是把握科学技术的人，所以只有知识尚不够，还需智慧的增加。这种智慧不仅包括个人的聪明、理智，更体现在集体的智慧、社会的科学化。从罗素断然否弃了基督教的个人拯救观，倡导社会拯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人在希望之中渗入忧虑的成份，正如书中所说：“科学使人从善和作恶的机会都增加了”。且不说各种杀人武器的精致化、犯罪手段的愈趋诡秘，只要看看一直殷勤伴人的愚昧幽灵就足以让人不能高枕无忧了。凭直感，科学的发达应伴以愚昧的萎缩乃至渐趋消亡，可事实却和人开了个玩笑，非但愚昧的各种传统表现形式未绝，反而向“高级”化发展，披上“科学”的外衣到处招摇。科学精神与愚昧乃是人性的两极，人都有求实求新的愿望，希望真理在手从而增加控制能力，同时又难以摆脱个人功利的纠缠和观察世界的片面角度，由此带来必然的思想局限。愚昧行为多是不自觉的，唯其如此，也就更难于克服，以致人类每一点进步都要付出相当的内耗代价。人能否甩掉这个包袱，前景似不乐观，疗治痼疾，仍须张扬理性精神。

对于社会科学化，罗素看重两个方面：教育和政府。在他看来教育有两个目的，一是产生智慧，一是训练公民。这是为生活幸福和社会整体秩序所必备。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经济发达无不是良好的教育作基础。至于科学政府则是个有弹性的说法，罗素大约觉察到他的建立世界政府、天下一家的理想难于实现，所以寄望现实政府的尽可能科学化，此情甚可理解。

作者的殷殷期望与绵绵忧思充溢书中。不管怎样，科学造福人类的力量应是无限的，我们尽可在努力中期待，“未来的希望至少与忧虑一样合理”。

(《我的信仰》，〔英〕伯特兰·罗素著，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3.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