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明福

摘要：“行卷式”传播是科举背景下文人文集的一种独特传播方式。北宋时期的文集“行卷式”传播具有“传播目的的功利性与传播路径的单一性”、“传播内容的精品化和传播文本的临时性”和“传播对象的明确性和传播时间的固定性”三个方面的特点，采用“射线群”和“代表作品领衔传播”两种模式进行传播。尽管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行卷式”传播存在着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的多重阻力，但由于“前代举子行卷惯例的影响”和“行卷成功者所带来的鼓舞”两方面的原因，文集的“行卷式”传播在北宋社会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

关键词：北宋；文集；科举；行卷；传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宋时期文人文集的编纂、刊刻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3BZW066）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6-0067-07

在北宋时期文集的众多传播方式中，“行卷式”传播是颇值得关注的一类。“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也是一种凭借作品进行自我介绍的手段”①。通过“行卷”来实现一定量文学作品的“集群式”（即文集）传播，是北宋时期文集传播领域内一道亮丽的风景。深入探讨和细致考察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概况、特点、途径、成效等诸方面的问题，对于全面把握北宋时期文集传播的整体风貌和特征，是大有裨益的。

一、文集“行卷式”传播概况

众所周知，唐代由于科举考试采取不糊名的方式，行卷之风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而宋代自真宗、仁宗以后，进士考试“糊名”的方式广泛推行，科举取士“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②，行卷之风受到严重打击，但并没有偃旗息鼓，还是广泛存在的。

近世进见于公卿大夫者，往往以文为贽，

或搜摭经传，援古验今，以示其识习；或论次

德猷，纪载事业，以极其称颂；或摛英吐奇以

求售，或含凄茹恨而自怜。人情万状，难遍以

一二举也。③

这是宋人自己的话，说明行卷（贽文）在当时是大量存在的。北宋文人强至在《谢秀才投卷启》一文中说：“惟礼闱一开，猝然群萃，材与否者，无复自别，矧朝廷乡党之人可知哉！故连篇累轴，争贽于缙绅之门，迹其来，不过望甄别而博称遇，非有名当时，言足轻重，乌可塞所来之望耶？”苏轼在《奏马澈不当屏出学状》一文中也指出：“至于投献书启文字，求知公卿，此正举人常事。”“连篇累轴，争贽于缙绅之门”、“举人常事”，可见其时行卷风气之盛。

宋王朝重文抑武，要求带兵的武将也要有一定的诗书之才，宋太祖赵匡胤就说过“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④ 这样的话；宋真宗亲自教授杨崇勋等武将以《孝经》、《论语》、诗赋等，也是显例。因此，“以文为贽”的行卷之风，不仅在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中存在，在武举的考试中，也时有出现。王允中《宋故降授西上合门使新就差知镇戎军事兼管内劝农使兼管勾泾原路沿边安抚司公事武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上骑都尉郭公（景修）墓志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公少苦学，有大志。始举进士不利，会朝

廷方踵唐制复武举，故相国吕公大防为河北转

运使，公以所为文贽谒，吕公爱其文，以公应

诏，熙宁六年中本科第。

除了行卷之外，唐人的“温卷”之風在北宋也有一定的市场，北宋名臣文彦博就曾著有两篇《温卷启》，其二云：

数日前曾贽芜编，上尘藻鉴。美芹快炙，

寔自享之过丰；藏疾纳污，谅曲容而无忤。惟

干犯之为戾，在启处而靡遑。

数日前曾行卷，此次再投，故有“温卷”之称。两次行卷的过程，实质就是其文集的两次“行卷式”传播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行卷”和“温卷”的前提是要有“卷”，这些“卷”的形成，就是举子们在应试之前，将自己平日里创作的优秀作品遴选出来并编纂在一起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文集的编纂过程，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举子们的行卷就是他们自身文集的一次临时性编纂和即时性传播的过程，北宋时期文集的“行卷式”传播是宋人作品结集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文集“行卷式”传播特点

北宋时期文集的“行卷式”传播在传播目的、传播路径、传播内容、传播对象和传播时间等方面都有着与其他传播方式不同的特点，体现了“行卷式”传播在文集传播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1. 传播目的的功利性与传播路径的单一性

北宋时期文集的“行卷式”传播，就传播目的而言，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就传播路径而言，大多较为直接和单一。

举子“行卷”的目的就是为了“先声夺人”，在正式科举考试之前，让主考官或相关重要人士通过阅读自己所投之“卷”而留下一个好印象，进而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对自己有实质性的帮助。因而，文集的“行卷式”传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科举考试“铺路”。宋人行卷，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功利性愿望表达得很直白：

去秋八月已来，遂有仕进之心，以干于世。

故得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门下，实为之举进士

矣。窃冀于公者，公以言誉之，公以力振之，

同于常辈而是念矣。⑤

顷者明公之典宋、鲁也，某尝策杖辞亲，

揭厉行潦，编文著书，求明公之顾，一接威

重。……今年春始敢囊琴笈文，来诣辇毂，登

明公之门以求誉，师明公之道以进身。⑥

编纂文集进行投献的目的是为了“举进士”，希望当政者能够“以言誉之”、“以力振之”，从而实现“进身”的目标。由此可见，传播目的的功利性，是文集“行卷式”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般而言，“行卷式”传播从传播行为发出者（举子）开始，到传播行为接纳者（文集的接收者）为止，整个传播过程就结束了，因而，传播路径的单一和传播过程的快捷也是文集“行卷式”传播的重要特点。

在文集的“行卷式”传播中，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有些文集接收者，出于对举子所投献作品的真心喜爱或者为自己所青睐的举子进行造势等方面的原因，会对举子所投献的文集或作品进行再次传播。这类传播是在文集的“行卷式”传播完成之后才开始的，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行卷式”传播的范畴，但其所传播的文本是由“行卷式”传播所提供的，因而，可以看作是文集“行卷式”传播的延续，故此处略加说明。

举子“行卷”的接收者，既是文集“行卷式”传播的终点，又是举子“行卷”二次传播的起点，相对于“行卷式”传播而言，举子的文集和作品从行卷接收者手里开始的“二次传播”更为重要，其使举子为行卷而编纂的文集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也使举子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就文集传播的效果和价值而言，行卷接收者的“二次传播”显然要比举子自身的“行卷式”传播更大、更高。且看赵湘《后感知赋·序》中所提到的罗处约对其文集在“行卷式”传播完成之后的“二次传播”：

《后感知赋》，南阳赵湘作，其感罗著作

处约也。端拱二年秋九月，湘穷悴在衢，适罗

君衔钦恤之命南来。湘始闻罗君好诗，复以王

命迅遽，罔以留驾，不暇以所为文为贽，但献

诗二轴。就馆一见，称赏过分。且曰：“当垂

名尔，岂止博一第、换一官而已！余当力荐子

之善于公卿大夫之前也。”逮夫去衢赴辇下，

过苏、杭、扬、泗之间，逢知识之士，往往不

语他事，而腾口振齿，首鼓其名。南北之人有

来衢言是事，时时闻之。……又闻以湘章句题

公卿屋壁间。其志也，盖欲使王公大人共知之，

然后共成之。……是所贽之浅而受知之深矣。

赵湘所献的“二轴”诗，到了罗处约的手里以后，作为单纯的“行卷式”传播已经完成。但赵湘文集的“传播进程”并没有结束，罗处约又将赵湘所献诗集中的作品“题公卿屋壁间”，“欲使王公大人共知之，然后共成之”，这就形成了文集作品的“二次传播”。正是这“二次传播”，一方面提高了赵湘的声誉，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赵湘作品的影响，从而促进了赵湘进行文集“行卷式”传播所想要达成的功利性目的的最终实现。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也有记载：

余谓国初尚有唐人之风。赵叔灵，清献之

祖也，初举进士，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

遂擢第。⑦

赵湘所投献的作品得到了二次传播，“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为其创造了声誉，从而为其顺利“擢第”提供了帮助。

2. 传播内容的精品化和传播文本的临时性

为了更好地达到文集“行卷式”传播的功利目的，举子们在编纂用于行卷的文集之前，普遍要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反复挑选，力求精益求精，有着很强的精品意识，因而，“传播内容的精品化”是文集“行卷式”传播的又一重要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集的“行卷式”传播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精品结集传播的重要方式。

毋庸置疑，举子行卷的目的在于向考官或有话语权的重要人士提前展示自己的实力和水平，建立自己的“文学声誉”，正因为如此，举子们对用于“行卷”的文集的编纂是非常认真的。秦觀《淮海闲居集序》云：

元丰七年冬，余将西赴京师，索文稿于囊

中，得数百篇。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其

可存者，古律体诗百十有二，杂文四十有九，

从游之诗附见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

次十卷，号《淮海闲居集》云。

据钱建状考查，少游《淮海闲居集》乃为参加元丰八年春的礼部试而编纂的行卷⑧，“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可见作者编集之审慎和认真。集中有“古律体诗”、“杂文”、“从游之诗”，作品内容和体裁颇为多样，从《淮海闲居集》这一名称来看，这次行卷是作者作品的一次结集传播无疑。

不仅编纂的态度认真，同时，由于用于行卷的文集是作者平时创作的精品汇聚，因而，文集质量也很高。且看邹浩《跋漳浦李大忠微叔所藏书画尾》所云：“钱塘方镂圣俞诗为新集，远方得之，犹知贵重，况圣俞所自编以贽当时公卿者乎？微叔不宝珠玉而宝此编，固其宜也。”由“圣俞所自编以贽当时公卿者”一句可知，“钱塘方镂”的诗集乃为梅尧臣为行卷而编成的文集，从李大忠“不宝珠玉而宝此编”的态度来看，这部为行卷而编的诗集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由于行卷所投献的文集是举子临时遴选和编纂的，因而，具有“文本临时性”的特点。正因为是“临时性”的文集，所以，大多只能以“抄本”的文本形式进入到传播的过程中。且看田锡《上中书相公书》所云：

四月二十三日，乡贡进士田锡谨以长书一

通，献于相公黄合之下。……锡以羁旅之人，

怀丛脞之艺，去国三千里，宦游二十载。贫贱

琐屑，迂懦暗钝，不言而晓，言之且惭。年龄

在躬，三十有九。昔在于蜀，同与科场者，今

皆列丹陛，升清贯，出奉帝皇之命，入居台省

之职。而小人犹食人之食，衣人之衣，困为旅

人，辱在徒步。当明天子在上，贤宰相当国，

仁犹及于草木，信尚孚于豚鱼。安可负六尺之

躯，怀丈夫之志，而终日屑屑，不能自奋？非

知己之罪，实自贻之戚也。寒贱幽忧之苦，不

足为相公言之；希求遭逢之幸，不敢于相公伸

之。……锡生平所著文约百轴，择其自善者得

二十编，虽缮写献投，为举人事业，固不乞用

为卖名之货，亦不足为希赏之资；其实邀相公

之知，回相公之鉴者，在此一书尔。⑨

由文意可知，这是田锡为行卷而写的一封书信，其“缮写献投，为举人事业”之语，道出了文集“行卷式”传播过程中基本的文本传播方式。

3. 传播对象的明确性和传播时间的固定性

文集的“行卷式”传播是一种“点对点”（从举子到贽文接受者）的定向传播，其传播对象是当时社会上有重要政治地位或科举取士中有话语权的重要人士（包括主考官和有可能参与阅卷的人），虽然传播的范围不大，但传播的指向却非常清晰，因而，传播对象的明确性是文集“行卷式”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王禹偁《送丁谓序》云：

主上躬耕之岁，仆始自长洲宰被召入见，

由大理评事得右正言，分直东观。既岁满，入

西掖掌诰，且二年矣。由是今之举进士者，以

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

王禹偁由于身居高位，“入西掖掌诰”，在君主面前有重要的话语权，所以，举子们纷纷向其行卷，“今之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数百人向同一人行卷，并不是盲目的，更不可能是巧合，这只能说明王禹偁能够成为行卷的接收对象，是举子们清醒的选择。这也恰好表明举子们的文集在“行卷式”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对象的选择是非常明确的。

之所以能够成为举子文集“行卷式”传播的对象，王禹偁在《答郑褒书》中透露了一些信息：

前年八月，仆自长洲令征拜右正言、直史

馆；既满岁，迁左司谏、知制诰。天下举人日

以文凑吾门，其中杰出群萃者，得富春孙何、

济阳丁谓而已。吾尝以其文夸大于宰执公卿间。

……明年，孙、丁俱取高第……今春，吾自西

掖召拜翰林学士，天子宠遇任委，过于往时。

……将理装之官，有进士林介者，食于吾家七

年矣，私谓吾曰：“今兹诏罢贡举，而足下出

郡，进士皆欲疾走滁上，以文求知。”吾谓介

曰：“为吾谢诸公，慎勿来滁上，吾不复议进

士之臧否以贾谤矣。……”

由于“天子宠遇任委，过于往时”，又由于积极奖掖后进，“以其文夸大于宰执公卿间”，且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所以，王禹偁必然会成为举子们纷纷行卷的对象。王禹偁对林介所说的“吾不复议进士之臧否以贾谤矣”，也恰恰说明他此前是“议进士之臧否”的，也就是说，对举子是有所推介的。他自己还曾经写过“举公投卷轴，时相觅文章”⑩ 这样的诗，这说明，以“行卷”的方式传播的文集到了王禹偁手上以后，不是石沉大海，而是受到关注的。这是王禹偁能够成为举子文集“行卷式”传播的明确对象的重要原因。“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11}，这恐怕是推动文集“行卷式”传播的主要原因吧。

宋沿唐制，科举考试“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12}。“每岁秋八月，士由乡县而举于州郡，由州郡而贡于有司。有司试其艺能，择其行义，得中者，后进名于天子，始得为仕也。”{13} 而举子行卷，主要集中在郡县发解试和礼部试前，因而以秋冬季为多，也就是说，文集“行卷式”传播的时间，大多在每年的秋季或冬季。传播时间的相对固定，这是文集“行卷式”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文集“行卷式”传播模式

1.“射线群”传播

文集的“行卷式”传播，虽然是一种“点对点”的直线、定向传播方式，但所定的“向”常常不止一个。也就是说，“行卷式”传播的指向是多元的。举子参加科举考试并不能够保证一举成功，许多在考试中失利的举子往往会在来年乃至以后的若干年内再次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在考试之前，他们依然会选择向朝中权贵行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声誉或知名度，提高考试成功的几率。即使只参加一次科举考试的举子，为了寻求最大范围的帮助和争取更多延誉的机会，也往往会选择向多人行卷的方式来提高成功的把握。为此，举子们往往会多次遴选、编辑和抄录自己的文集，在相同或不同的时间段里，进行不同方向的多次投献。也就是说，文集“行卷式”传播这一“点对点”的定向直线传播并不是实施一次就结束了，在相同或不同的科考年份中，同一举子的文集往往存在着多次“定向直线传播”的现象。这多次传播的起点都是固定的，就是举子自身，而传播的终点（文集的接受者）却并不一定相同，如果忽略时间因素，“行卷”这一传播方式实际上就是举子的文集从“举子自身”这一中心向多个方向进行辐射的“射线群”传播。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举子们所创作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会有所变化，因而，他们在不同年份里所遴选、编纂的、用于行卷的文集（即传播的内容）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因行卷而造成的举子文集“射线群传播”这一模式是存在的。

且看下面这三则出于《全宋文》的材料：

伏惟司业先生在尊儒隆道之世，以德行术

业受明天子之休命，越诸公而执成均之政，此

士类之海若，儒林之天孙也。……某不敏，愿

从事于儒林者有年矣，切慕先生之高义，思预

前列而求绪言之益。……辄自饰以幸获进于门

下。谨录所业杂文二卷，近体诗一卷，尘次左

右。非敢以为文也，以备蕲见之贽也。

某不肖，生七年而诵书……从事以来，虽

栖迟劳役于尘泥坌冗之中，十余年间，未尝一

日自废。……谨录平日所为《会稽览古诗》一

百有三篇，离为三卷，诣门下尘献。……聊以

备不腆之贽。

闻先生之余论，希往哲之行事，淬磨策砺，

积有年矣。……漂泊江湖，末缘自致。……古

律歌诗一编，缮写尘献，以备礼贽。

这些材料出自华镇写给三个不同人物的三篇贽文，从“愿从事于儒林者有年矣”、“辄自饰以幸获进于门下”、“栖迟劳役于尘泥坌冗之中”、“漂泊江湖，末缘自致”等语句可以看出，这三篇文章皆当作于科举未第之时，文中所云之“杂文二卷，近体诗一卷”、“《会稽览古诗》一百有三篇，离为三卷”、“古律歌詩一编”皆为行卷之文。无论是“二卷”、“三卷”还是“一编”，都是作品的汇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作品数量多寡不一的文集。虽然三次行卷所递交的文集内容各不相同，但“作者文集从作者出发向不同方向辐射传播”这一“射线群”传播模式毋庸置疑是存在的。

2. 代表作品“领衔”传播

举子们在向不同人行卷或者在不同时期行卷时，所编纂的文集在收录作品篇目和数量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也不会完全没有“交集”，对于那些作者最为得意的作品，无论用于行卷的文集如何变化，始终都会被选录其中，从而反复进入到“行卷式”传播的环节里。这些作品因为被传播的机会多、被传播的范围广，所以就格外知名，自然而然成为作者的代表作品，成为每次“行卷式”传播中始终存在的“领衔者”。这些反复参与“领衔”传播的代表作品，在不断提升影响力的同时，由于深深打上了作者的“烙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作者本人的代号。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作者代表作品的广泛传播而为作者赢得诸如“赵倚楼”、“张三影”等等诸如此类名号的现象比比皆是。

代表作品的“领衔”传播，是文集“行卷式”传播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有时候，一部文集获得传播和接受的原初动力恰恰是文集中的某几首、甚至是某一首优秀的作品。举子们在编纂用于行卷的文集的时候，也是深谙这个道理的，因此，无论什么时期的行卷文集，那些优秀的“得意之作”总能入选。

“予见少游投卷多矣，《黄楼赋》、《哀镈钟文》卷卷有之，岂其得意之文欤？”这段话出自张耒《跋吕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一文，秦观一生行卷很多，但每次行卷所编定的文集中，都有《黄楼赋》和《哀镈钟文》，说明这两篇文章是秦观的得意之作，在每次文集的“行卷式”传播中都起到“领衔”的作用。

“以点带面”，以单篇带动全集传播的现象，是我们研究文集的传播和流动过程中所需要关注的，我们不妨把这些推动全集传播的“单篇”称之为文集传播中的“浮标”，“浮标效应”是我们在研究文集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如果说，在文集传播中请名人作序、作推介，是“名流印可”的话，那么，文集传播中优秀的单篇作品所起到的“浮标效应”则是“自我印可”。

“射线群”传播和代表作品“领衔”传播的模式相对于单纯的“直线定向型”传播模式而言，在扩大文集的传播范围、提高文集的传播影响方面，毋庸置疑，是占很大优势的。但“行卷”本身的缺陷也决定了这种传播模式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为由于文集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而导致传播的持续影响力不够。

需要指出的是，为“行卷”而编定的文集虽然是作者作品的“精选集”，但却是临时编成的文集，而且，不同时期编进文集的作品数量和篇目又不完全相同，这就注定了这类文集具有不稳定性、不成熟性的特点，与成熟文本持续传播所形成的长久影响力相比，行卷文本要逊色很多。

当然，从另一层面而言，与一般的成熟文集相比，进入“行卷式”传播的文集虽然只能算作“半成品”，但它们是文人的正式文集进入传播领域之前的“探路石”或“预告片”，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些“探路石”或“预告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洛阳纸贵，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促进了正式文集的广泛传播。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可以称之为文人正式文集的“前传播”现象。就这一层面而言，文集的“行卷式”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四、文集“行卷式”传播的阻力和动力

宋代科举虽然沿袭唐人习俗，“行卷”之风始终存在，但和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行卷”有着更多的阻力。这种阻力首先表现为国家层面的不支持；其次，由于“糊名”、“誊录”等制度的实施，宋人行卷常常不能取得如唐人那般明显的效果，从而影响了举子行卷的积极性，这也是影响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一大阻力。即便如此，北宋举子行卷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推动北宋时期文集“行卷式”传播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前代举子“行卷”惯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来自部分举子因“行卷”获得成功而给其他举子所带来的巨大鼓舞。

1.“行卷式”传播的阻力

第一，制度层面的阻力。科举行卷之风虽然在宋代社会始终存在，但就制度层面而言，很多时候是不被认可，甚至是遭到严厉抵制的。宋代统治者曾不止一次地发布严禁科举行卷、请托的敕命和诏令，真宗于景德元年九月就曾颁布过《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令馆阁台省官密闻诏》，文曰：“令御史台谕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景德四年又颁布《榜贡院门诏》，曰：“国家儒学斯崇，材能是选，眷惟较艺，务在推公。而近岁有司罔精辨论，尚存请托，有失拟伦，其何以待八方英秀之流，辟四海孤寒之路？虑遗贤俊，深轸予衷。今乡赋咸臻，礼闱方启。俾司文柄，慎择春官，用革弊源，别申条制。靡间单平之选，庶无徼幸之人。咨尔众多，咸体予意。”“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有司罔精辨论，尚存请托”，其实就暗示了举子的行卷，这说明“行卷”这一做法，是被国家明令禁止的。

何浩于大观二年十一月上呈的《乞令有出身人不得收接士人贽文奏》一文，更是对举子的行卷之风提出了直接而尖锐的批评：“朝廷一新学校，革去科举之弊，而复兴乡举里选之制，法令至具矣。每年一试，类差有出身人以充考试官，而应举之士未尝经历学校，考以素行，徒用一日空言定为去取。故诸州士人亦意有出身官必差充考试而取其空言也，往往编集平昔所集经义论策之类，猥以投贽文字为名，交相请托于有出身官之门，以侥幸一得。且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许印卖，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岂可容私自编集，以为请托之资乎？欲乞诸路州县应有出身之人将来合差充考试官者，不得收接见任或他州县士人投贽所业经义论策文字，庶绝前日科举侥幸之风，而上称朝廷所以委任考求行实之意。”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举子文集“行卷式”传播（即“编集投贽”）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不满。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何浩的这篇奏文上呈之后，朝廷的反应是“从之，仍先次施行”{14}，这说明朝廷对科举行卷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可以这么说，国家政令层面的不认可，是宋人文集“行卷式”传播的最大阻力。

第二，非制度层面的阻力。宋代举子依靠行卷来博取科举中第的几率，相对于唐代而言，要低很多，特别是宋代科举考試在采取了“糊名”、“誊录”的制度以后，“卷面”的表现成了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即使一些事先阅读过某举子的文章、对其大有好感的考官，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准确录取该举子。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的“苏轼知贡举而未能录李廌”一事就很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