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蔚　薛永民

以《老井》《红高梁》为代表的“西部片”究竟是猎中国愚昧野蛮之奇以符合西方国家观众的趣味呢，还是讴歇了民族精神的解放，激励人们去摆脱贫穷落后？从普通观众到高级人士都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就此问题各抒己见，争论热烈。

“的确，在拍这两部影片时，我们想到了将来会为此有一场争论，但像现在这样远远超出对电影本身给以评价的范围，触及文艺和政治思想深处的争论，却实在大出我们所料。”在西影厂一间不起眼的小套房里，著名导演吴天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他肤色黝黑透红，墩墩实实的身材，饱胀的肌肉把一件黑色T恤撑得鼓鼓的。他随手递给我们一张寄自北京的明信片，上面用极其肮脏下流的语言辱骂张艺谋，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拍出了“有损国格”的《红高粱》。“还有人扬言要派刺客杀掉我们这些‘民族败类呢！”吴天明淡淡一笑道。

为什么这几部影片会刺痛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招此激烈的反对？

“我们三年前就提出了‘要把虚假赶出西影厂的创作口号，因此才拍出了几部真实反映人生、反映生活的好片子。而前些年人们看假电影看惯了，稍接触一点真实就受不了，不习惯，所以我们就得挨点骂了。”吴天明略带调侃地说。尽管如此，他相信那些持极端见解的人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是真诚的。“岂不知这恰恰是他们的悲剧所在，我们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是我们国家在改革进程中步履维艰的原因所在！”说到这，吴天明站起身来，神情激动地对我们挥着手。面对几千年封建文化和几十年左倾错误注入民族灵魂深处的丑陋，吴天明哀其可悲，同时更加感到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自己肩负的使命的沉重。

“我认为，这样的争论将来还会不断重复出现，这实际上是我们民族在前进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所以我对厂里的导演们说，不要藏起自己的锋芒，争论归争论，咱们照拍不误。”有好心的同仁劝他以后拍片不要像愣头青战士一样抱着机枪站在高处猛扫一气，要善于找掩体，善于保护自己。吴天明朗声笑道：“我吴天明没有别的能耐，就是一个胆大、不怕！”

吴天明对我们透露，目前西影厂自己出资拍一部多集电视纪实片《老区纪行》。该片旨在真实地反映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几个老区现在的贫困状况；揭露官僚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种种灾难。“陕北部分已经拍完，进入后期制作，能否发行，前途未卜。”吴天明颇为气愤地说：“因为有人说老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它们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说我吴天明允许拍这样的片子是表现了政治上的短见！”

（正说着，门开了，有人托着一个漂亮的唐三彩骆驼进屋，吴天明冲他连连摆手：“拿走，拿走，我不要这玩艺儿。”我们注意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精致的黑色大理石板，上面镌刻着秋瑾的名句：画工须画云中龙，做人须做人中骨。）

“尽管电影的社会功能是多元的，但它首先是艺术作品。”谈到电影要不要负载起思想任务时，吴天明说。一部电影不能兴邦，亦不能亡国，而我们的政治家却往往希冀每部电影都是一个政治宣言，一本教科书，于是总自觉不自觉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电影艺术的标准。“正因为过去我们的电影太重视教化的功能了，现在有的导演在摆脱旧模式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它的娱乐功能，对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我是理解的。”

近几年来，西影厂连续推出的《野山》《黑炮事件》和《孩子王》等等一批影片，以写实、深沉、有力度享誉国内外影坛，而《黄河大侠》《最后的疯狂》等商业片又以其高额票房价值令同行们刮目相看。人们称这是吴天明用“奇人”出“奇片”的结果。

“掉头回顾，我当厂长唯有的功劳就是提拨了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当导演，并在艺术管理上坚持了创作自由的原则。”吴天明语气里流露出自豪，“西影厂的片子姓导演的姓，不姓厂长的姓。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我的态度是：放开手干。你想拍娱乐片就去拍，愿意感受社会问题就去感受，标准只有一个：高质量。”

我们问，“西部片”的巨大成功会不会使导演们在今后的拍片中刻意追求“西部风格”？吴天明拿起一纸公文，这是西影厂新发布的，关于张艺谋拍《国家安全部授权否认》的酝酿命令。他说：“优秀的导演应该不断开拓新领域，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某种风格上。张艺谋拍《红高梁》，现在又拍情节片，同样，我也不会沿着《老井》的风格走到黑。风格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追求得来的。如果电影评论家们最后概括不出你的风格是什么，最棒！”说罢，吴天明大笑起来。

《老井》《红高梁》相继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之后，引起了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而与之相悖的另一种论调是：中国电影有无必要走向世界？

“回答这样的问题，无疑于回答要不要吃饭。”吴天明严肃地说，“世界需要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中国电影需要走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扩大电影艺术的交流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有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指导思想是很混乱的。我们的影片在国外高水平的电影艺术竞赛中得奖，为中国赢得了声誉，有人却主张低调宣传。这是什么做法？这是愚昧的做法，自卑的心理和典型的神经衰弱！时至今日，难道还要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吗？”吴天明的嗓门渐渐地高起来，最后几乎是大喊着说。

（正说着，门开了，来人说，一个西德新闻代表团正在参观西影厂，热切要求见吴天明。“我现在正在发脾气呢，这样的情绪能见客人吗？”吴天明对领队的同志说。再三恳请之下，吴天明去了10分钟。回来后，平静了许多。）

“我感觉有些人在国门大开之际表现出一种不合逻辑的怪异心态，他们把诞生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称为全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认同、吸收、借鉴，可同时，对西方文明却视若洪水猛兽，坚拒门外。因而，要求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不必去追求所谓的‘世界水平。事实上，不管你承认与否，物质文明发达的国家，电影艺术的发展水平无可辩驳地代表着当今世界电影的最高水准。我们尽可以不让自己的电影创作为西方的评论所左右，但有什么理由不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去向人家看齐呢？”吴天明又有点激动，“几部片子在国际上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走上世界，我们电影制作的工艺水平还相当落后，少有世界著名的导演和影星，在国际商业电影市场上的地位几乎空白。这些都说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首先必须克服思想上的障碍，路才能走下去。”吴天明断然道。

“传说你要辞职，专心拍片，是否属实？”我们将信将疑地问。西影厂的迅速崛起，已使亿万影迷把吴天明的名字同它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位声名赫赫的电影艺术家的一举一动很自然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是的。”吴天明点头肯定，“今年10月8日我的5年任期一满，我坚决下台，坚决不干，当我的导演去。在这个位置上我太痛苦了，我得把90%以上的精力耗费在一些纠缠不休、是是非非的干扰上。我自己想干的、愿意干的，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干！”在他与我们交谈的两个小时中，先后有7个电话打来，6个人长驱直入办公室找吴天明。谈的都是公事，却都是看病要车、装电话之类的琐事。

（门又开了，一个车间的负责人为要车的事找吴天明。他啰啰嗦嗦地讲了10分钟，吴天明默默地听了10分钟。末了，吴天明茫然地问：“我能为你干点什么呢？”）

“那么你是否有意去独创一个电影制片公司呢？”知道吴天明今年开春去深圳、海南等地考察过，我们问。

“我暂时还没有确定去哪，但我一定要辞职，一定要离开西影厂。”他再次强调自己的决心。

尚真如此，10月8日后，叱咤风云的西影导演群还会在吗？称雄影坛的“西部片”还会有吗？

据希腊神话，西绪福斯被天神罚做苦役，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一到山顶，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重新下山，再把巨石推上去，如此无休无止。我们说，无论将来吴天明在天涯何处栖身，注定一辈子都要滚动电影艺术这块巨石去征服顶峰。

石头会滚下来吗？无关紧要。吴天明敢于正视这块巨石，他那从来就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表现出的精神是对命运的蔑视、挑战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