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

中国教育在改革大潮中震颤！

中国教育在商品经济的狂飚中痛苦地呻吟：教育经费短缺，学校条件差，教师待遇低，教育质量下降，学生厌学，学生流失……一个可怕的幽灵困扰人心！“办教育难！”成了当今回响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空的长久呼唤！

反常的社会现象

1988年5月24日。一份紧急报告掷地有声地落在浙江省教育工会主席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湖州市15名教师不辞而别，弃教从商；40多位教师递交了辞职报告，这些教师大部分是中青年业务骨干。

然而，这份紧急报告已不能搅起工会主席的巨大惊恐了。这个省的温州市，仅今年上半年就有50多个教师离队别图他业……

类似的消息，令人震惊地接连传出—

福建省宁德地区9个县，到今年5月中旬，已有835名中小学教师离职离校另找出路，致使147所小学停课，2874名学生失学；

广东省今年以来，已有2000多名中小学教师弃教经商或另谋职业，离职的多数是业务骨干或英语等短缺的教师。许多学校尤其是重点中学被迫停课，学生、家长怨声载道……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职的教师，经商的吵闹声更是严重地搅乱了素来宁静的校园。

今春以来，贵阳市的很多中小学里，一到下课时间，校园里一派热闹景象。米粉、凉面、雪糕、面包、蒸红薯、盐茶鸡蛋、卤豆腐干……各种小吃琳琅满目。而摊主，几乎是清一色的教职员工。

今年夏初，四川安县秀水镇街头上则是另一番景象：一群群小学生吃力地抬着一箱箱汽水、大汗淋漓，边走边用嘶哑的声音吆喝：“买汽水啦，全镇最便宜的汽水！”这种景象今年在这座小镇随处可见。当然，学生也有不参加叫卖的，但须交5元勤工俭学费。有的学校还要求学生上学带能卖钱的酒瓶子、花草等东西，不然就要罚作业。

兰州市的一些小学，老师规定学生放学后每人拿5瓶汽水去卖，谁先卖完谁先回家，有的同学卖不完只好拿回家找父母要钱。有的老师为了推销汽水，号召学生早晚各喝一瓶，孩子只好硬着头皮喝。有个学校从外面搞来了一批过时的服装，硬动员学生每人买一件。还有的老师把一些学生并不需要的书刊推销给学生，美其名曰“课外必读”。

安徽滁州市某实验小学的几个教师，课间炸油饼卖给学生，开学第一天就赚10多元钱。另有一所小学的个别教师，居然在课堂上向学生推销果丹皮。课堂上，喊的、叫的、交钱的、点货的，热闹非凡……

各地的学生家长纷纷惊呼：“这哪里像学校？”“救救孩子！”为此，国家教委5月以来一再强调：不许中小学教师经商搞创收。

四年以后的反思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1985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众多的教育工作者不会忘记，这一年，中国的首脑们在忙乱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终于腾出另一只手来抓教育：

5月，中共中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郑重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决策，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上级考查下级都要以此作为考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7月，中央和国家机关组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中央讲师团”，3000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赴贫困地区支援教育，为引导全民重视教育起了表率作用。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于是，诞生于1985年的首届教师节庆祝活动盛况空前，首都及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纷纷集会庆祝……

中国的首脑们是明智和敏锐的，他们很早便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并作出了相应决策。令人遗憾的是，决策者的决策并未在决策执行者的手中更多地付诸实施。4年过去了，情况又是如何呢？

A.关于工资待遇

今年1月，山东菏泽地区一些学校陆续发生骚动：鄄城县红船中学、饮马乡初中，成武县的3所中学，单县城关3所中小学先后发生罢教或停课事件。原因：1987年的教育附加费，是以1985年的2％包给乡镇的，由于附加费没有收足，已有两个月的工资发不出来，教师愤愤不平！

1985年工资改革以来，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是相应提高了一些。然而，全国许多地方的教师尤其是民办教师的工资不能兑现，现象极其普遍。素以“花炮之乡”闻名的湖南省浏阳县金刚乡，近年群众生活日益富裕，然而全乡有13个村的59位民办教师终年为取不到应得的报酬而发愁。商品经济发达的温州市，5.5万名民办教师连微薄的工资也没有保障，连年来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达240万元。而河北省有18个县市不知什么原因，去年削减了教育经费，仅故城县就减少了10.4％，以致有的教师5个月没有领到工资。

B.关于公费医疗“得病求医”，这本是天理。然而中小学教师看病难却成为近年来的一大难题。由于医院经费包干、教育经费短缺造成教师医疗费标准偏低，患病教师得不到及时良好的治疗。一些地方的教师每人每月医疗费仅2.5元，只好借债

治病，债台高筑。湖北省崇阳县一位优秀教师患肝硬化，住院费需1571元，他四处借钱，还卖掉家中的粮食和猪，仍不够支付；湖南省涟源市斗立山镇中学教师彭任夫，1984年5月患脑溢血，一直瘫卧在床。患病后他曾两度住院抢救，均因医疗费限制过死，又借不起债，只好含泪未愈出院……

近年来，教师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湖南省岳阳县最近对127名教师的健康情况调查，发现患病者达46.7％，其中重病缠身者占27％。华容县也有67名中青年教师患有严重疾病，已不能正常工作。该县去年病故的7名教师均为中年，其中40岁以下的占4人。

C.关于校舍和教育经费

今春以来，一道道不幸消息不断传出—

4月11日晚11时57分，江西省万安县棉津中学一幢两层楼房在大雨中倒塌，砸死学生9人，重伤2人，轻伤2人。

5月14日凌晨4时，天津市蓟县下营中学高二女生宿舍突然坍塌。正在这间宿舍熟睡的学生除3人逃出外，10人遇险。其中5人死亡，2人轻伤，3名重伤。

6月20日下午4时，浙江省丽水地区青田县东江乡平山小学房屋倒塌，正在上课的学生压死6人，重伤8人，轻伤8人。

……

一系列事故，皆因官僚主义者造成：校舍早被定为危房，当地领导者却一直拖着未采取相应措施。浙江青田县发生的事故，竟是村干部卖掉原来校舍让师生在破旧的作坊里上课所致！

已发生的悲剧，毕竟已经发生。未发生的悲剧，则以难以数清的隐患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校园。

据1987年统计，全国中小学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尚有危房4500万平方米。仅广西全区，危房就达430万平方米，

50多万学生没有教室。浙江景宁县中小学校舍更是危机四伏：全县一级危房共29324平方米，合144幢。其中芙川区鸬鹚乡现有470多名学生，全部在危房上课，教室的泥墙东倒西歪，裂缝随处可见；屋顶漏雨，许多地方放着脸盆，随时准备下雨时接水。

应当承认，中国原本太穷，教育的物质基础素质薄弱。尽管这两年的教育经费总体上有所增加，但扣除人头费后，实际用于教学的公用经费比例却呈下降趋势。1987年国拨教育经费中的人头费占去80%以上。华北某县每个小学生的教学费用平均只有0.48元；而云南省的214万平方米危房，维修费需2.57亿元，按现在投资规模，到本世纪末也不能更新其70％……所有这一切，皆因一句话—无钱！

可要说中国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办教育，也不尽然！有关方面的调查表明：近几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们仅更换或抢购洋轿车便耗资50亿美元！而全国各地大中城市，楼堂馆所的兴建则你追我赶。1987年的南昌市政府，在财政收入只能基本维持“吃饭”的情况下，竟建起了耗资1200余万元的所谓“经济大楼”；在合肥市林立的大厦之中，常青乡五里墩小学校舍破败不堪、桌椅缺胳膊少腿竟无人过问。而浙江省缙云县田村的“新鲜事”更是令人悲哀：全村民众集资1.5万元重修了庙堂，新塑了菩萨，而这

座崭新的庙堂后面，则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学堂！

“穷教育”的恶性效应

在1985年隆重庆祝首届“教师节”时，李先念、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一定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尊师重教”的风气，使之成为一种公德，成为社会文明的标志。然而，“穷教育”带来的一连串恶性效应，已无情地、清晰而又模糊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效应之一：教师地位下降

叶远德是一位中学青年教师。他因事到乡政府办公室向在场的乡干部打招呼说：“请借用一下电话。”说完随手摇动了电话。乡会计曹某立即夺过电话：“不行，挂电话要付钱！”叶远德说：“要钱，我给。”曹某不耐烦地说：“不行就是不行！”这时，叶远德不满地嘟哝着。曹即揪住叶：“你说什么？竟敢在这里胡闹！”在场的一个学生急忙解释：“没说什么，他是我校的叶老师。”曹凶狠地说：“老师？老师算什么！”一阵吆喝声，乡司法员邰某不问青红皂白就给了叶远德几下耳光，并将他推进另一小屋，揪住叶的头发令其跪下。乡公安人员吕某接上来又对叶一阵拳打脚踢，将叶的双手扣上手铐，接着又是一阵耳光，还命令叶远德写检查。在场的学生哭喊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老师……”吕某眼睛一瞪：“叫什么？给我滚开！”另一位乡干部冷笑道：“老师教育学生，我们就是这样教育老师的！”

——这是去年10月2日发生在江西都昌县某乡的一幕！

近年来，各地殴打教师案不但没有因为“教师节”的存在而消除，反倒是有增无减。据国家教委信访处透露，仅河北省去年来信来访反映教师被打案就有59起。令人深思的是打人者骂出的话大同小异：“教师算什么？！”“当教师的有什么了不起？！”“我的级别比你们校长都高呢！”

效应之二：教师素质下降

“我们班的马老师一发起火来，谁笑就打谁，不是一两次了。王晖同学就因为上课笑了笑，被老师打了几个巴掌，他的头还被捅了一下，撞在了墙上。”—这是济南市花园路某小学两位学生给《中国少年报》写信反映的情况。翻开近几年的《中国少年报》“读者来信摘编”，类似的情况俯拾皆是。

帅者，为人师表也。然而，近年来许多教师已难为人师。许多人情绪低落，无心教学。相当一部分教师对学生态度粗暴，动辄罚、打、骂，工作上敷衍了事，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教师则在课堂上发泄不满：“读啥书？还不如趁早挣钱去！”“你们看我，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你们将来可千万别当教师！”甚至还有些人利用职务，向学生索取财物。更可怕的是，近年来教师道德水准每况愈下。教师奸淫、猥亵女学生的犯罪行为成了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1984年至1986年，仅湖南省常德地区，教师中因奸淫、猥亵女学生而被开除和受其他处分的就有134人。今年元月至5月，又有43位教师因奸淫、猥亵女学生被绳以法纪。

效应之三：学校素质下降

教育穷，穷怎么办？“穷则思变”！中国的许多中小学一改过去“斯文”的面孔，近几年纷纷从“义务教育”过渡到“计价教育”，名曰“经济自救”。什么资料费、文体卫生费、补习费、仪器设备费、保险费、考试费、民办教师及工友补助费等等应运而生。河南内乡县有7所中小学仅电费一项，就向学生收了5万余元。各学校还互相攀比，水涨船高。湖北天门市某小学去年9月2日低年级收费人均20.5元，见别的学校收费48元，第二天即加收20元，竟陵某中学初一学生一夜之间收费从64元涨到74.5元。其中课桌费30元。吉林省吉林市轻型工具厂由于没交规定的办学经费，80名职工子弟被附近一所小学全部赶出校门！

不仅如此，“议价学生”也成了近40年来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有现象。一些学校为寻求生财之道，任意提高新生录取分数线，以缩小计划内录取学生。考不上的学生要上学，就得拿钱，并且分级议价。黑龙江桦川县某重点中学高一50名“议价生”名额，每人收费1500元，满额后，再来者据说涨到每人3000元，不管考分多少，交钱就收；而某普通中学“议价生”最初定价250元，后涨到500元、700元，该校校长高兴地说：“再来，咱学校也1500元一个，管他考几分！”

效应之四：中小学生严重流失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郑重提出：“占全国人口1/4的城市、沿海各省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少数发达地区应在1990年左右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中等发展程度的镇和农村，要力争在1995年左右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一个多么雄心勃勃的决定！可惜4年之后的今天，这种雄心已在现实的天情践踏下丧失了可能性。

一组可怕而确切的数字来自全国各农村调查队：

湖北省1987年约有150万学龄儿童少年失学，全省农村小学校数量连年减少，1986年比1980年减少10％，陕西省从1982年至1986年全省农村共减少2889所小学，全省农村有57.5万名学龄儿童和少年失学；

江苏省1987年初中生流失率5.93％，流失学生13.9万人；

福建省福州市近几年每年有万名初中生流失，1984年入学的初中生，3年后巩固率只有78％，个别县只有58.8％；

浙江省温州市去年被劝回校的流失生达2.6万人，今年流失生却成倍增加，有的地方不得不推迟开学日期。流失学生大部分去从事手工业或做小卖买；

……

中小学生大量流失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学校收费普遍提高，家长借不起或不愿供子女上学；二是农村师资缺乏，校舍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下，教师厌教、态度生硬或方法简单；三是“读书无用，读书无钱”。

中国，在忧虑……

当中国的教育被中国的商品经济排挤了多年之后终于以另一种本不该出现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教育危机”成了1988年中国社会的一大热门话题。5月，《世界经济导报》以《为教育难乎？易乎？》为题，对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大规模讨论；6月，“教育危机”又成为七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众多委员一致呼吁：发展教育要从长远着想！陶大镛委员则慷慨陈辞：“照这样下去，再过5年、10年，国家将后继无人，中华民族的素质将严重下降！”

然而，中国的教育究竟为何会成为久治不愈之难症？睿智的社会学家们认为中国教育的难症，概源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所共有的目标上的“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过于注重自身短期政绩的通病。

是的，中国终于有能力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游泳，中国也一定会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