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兰　郑里

10年前，如果有人议论，某某人“作风不正”，周围所有的耳朵都会警觉地竖起来。而今天，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会对此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们对别人“作风不正”已经没有多少兴趣。

离婚难，这个不久前还被人们痛心疾首呼吁过的问题，在短短几年内竟也成为历史。

10年前，姑娘们心中的男子汉似乎只有军人，而今，漂亮的姑娘们，敢大大方方坐在个体户摩托车的后座上……

我们曾经拥有过无数个10年，而这个10年却深刻地撼动了整个民族的传统，这其中包括最敏感的婚姻、家庭和爱。

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多数人对于爱一般持两种态度，而且这两种态度都是很奇怪的：一方面，爱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的主题；另一方面，爱完全得不到大多数严肃的社会学家的重视，从未被视为经济或政治改革计划中一件迫切需要的事。”事实已如罗素所言，在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婚姻、家庭、恋爱、性观念等，虽然从未被列入改革的计划之中，但他们的变化却往往以不可阻挡之势，最直接、最迅速、最广泛地发生着，它们对社会文明进程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婚姻、家庭和性本身。

爱说到底是一种文明。文明的推进并非轻易可得。10年来，中国青年对爱的探索充分显示出这种进步与代价、痛苦与幸福、束缚与自由的“合二为一”。同一个地区、同一类事情、同一个年龄层次，我们常常可以追寻到最原始、最愚昧、甚至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的东西；同时也可以追寻到最新鲜、最现代化、甚至过早出现的特征。正是在这种现代文明和传统观念的交叉和角逐中，“爱”，有了新的松动和推进。

感情终于定为“爱”的第一基础

一道紧箍咒的松动，竟使天下悲欢离合。用上面这两句来形容新婚姻法的作用，实不为过。

新婚姻法1980年公布，1981年遇罗锦的离婚案便率先爆发出来，而且沸沸扬扬折腾了好大一阵子。不论中国人对那个至今蜷缩在异国难民营里的女人多么反感，多么厌恶，然而，由她而起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对“离婚案”的议论，对中国人婚姻观念的推动，却是不容置疑的。恩格斯的那句话“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被郑重地重新提出来。中国人并不排斥“感情”二字，用在爱国方面是至高无上的，用在事业方面也是倍受推崇的；但用在婚姻方面，它却不能占在应有的“第一基础”的位置上。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用强制力来保持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完整和稳定，然而这种完整和稳定却撕碎了千百万颗心。

5年前，一位白发早生的中年教授找到报社，他给记者递上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他从60年代开始的历次离婚起诉书和25年来女方给他的全部信件（为了避开她，他放弃北京工作，独身调到河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全都没有信纸，只有信封，信封上写满了侮辱谩骂的话。你走到哪里，信就寄到哪里，就恶心你到哪里。

这一牛皮纸袋的证据应该差不多了，但因女方自称是精神病患者，法院便一直不判离。他多次要求法院为女方作精神鉴定，却被置之不理。他躲到河北，女方也“杀”到河北，只因她婚约在手，便可将他打得血流满面！

一天，教授兴高采烈地来到报社，记者以为他离成了，没想到他告诉记者的仅仅是，法院同意下周给女方作精神鉴定。这就是25年的代价！

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忽视婚姻范畴内的情感。十年动乱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告诉人们，这种人性的扭曲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一位社会学家说：对于感情的肯定，就是对人性的肯定，也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肯定。

10年过去了。离婚难这个问题总算有了突破。一个小小的迹象也可以反映这种变化，基层法院的档案室里，过去，一桩离婚案的卷宗是厚厚的，记录着多次开庭、多次调解的内容；而现在这类卷宗变薄了，法官们再不愿为那些无爱的婚姻徒然费力。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许多角落听不进恩格斯的那句话，但那里的年轻人已经有了自救的办法。安徽定远县，近年来出现了1000多对私奔的男女青年。

男女自愿、政府同情、朋友暗地支持，到头来往往以私奔者的胜利告终。当父母的不是不让我们结合吗？那么好，开路！男的出来作木匠，女的摆摊钉鞋。今天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根本不与祝员外们费唇舌，最绝的一招：私奔。让那些媒婆、转亲换亲的父母们，跳着脚骂街！

私奔的动力从何而来？青年们为什么敢冒族人围追堵截的风险，置世人嘲笑辱骂于不顾呢？这动力便是爱的情感。

有人以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主要存在于城市的开放青年中。其实，这几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给青年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有了相互接触和接受文明的机会，长期受到压抑的爱情渴望迸发了。包办的威严、传统的习俗被青年们打败了几个回合。在这礼崩乐坏之中，新的观念产生了。当然，青年们采取私奔这一扭曲了的不合婚姻法的形式，说明婚姻自主的地位尚未确立，然而私奔的大量涌现，又预示着这地位的最终确立为期不远了。

离婚也好，私奔也好，被社会的宽容程度反映了新一代人婚姻观的重大变化。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感情，在我们的法律中，在人的观念中，在社会舆论中得到了越来越明了的认可。这分明是“爱”的推进。

“爱”开始淡化为个人之间的事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婚姻大多是在家庭出身、政治条件、社会地位和职业权力等种种因素下缔结的。特别是“文革”时期，造成了许多政治性婚姻，爱情被抑制到最低点。

长期以来，两性之间的事被无端地拔高了。有人为此受到了各种行政处罚，有人为此而不能入团、入党，不能评为先进，而更多的“受害者”则终日生活于提心吊胆的罪恶感中。由“爱”而派生出的这些问题，和政治牵连着，和经济牵连着，和社会交往牵连着。一次“失足”，竞可以使一个才华横溢的志士一损俱损！

这10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经济所对应的是法制社会，行政干预的力量减少了，人们的精神压力小了。在开放的社会中，两性的接触机会增多，人们对不美满的婚姻开始不能容忍。一方面是离婚率上升，另一方面是“婚外恋”增多。

一位社会学家在最初的几年就已发现：在中国，既然没有爱情的婚姻能够存在，那么没有婚姻的爱情也必然会产生。

显然，这是指“第三者”问题。尽管“第三者”这个词是中性的，但问题却十分复杂，既有摆脱不幸婚姻，追求真爱的；也有玩弄异性，道德败坏的。“第三者”现象合不合理，值不值得宽容？不仅是社会学家，连普通人也感到一种伦理上的困惑。但这种困惑已构不成对人的威胁，议论来，议论去，它还是属于个人之间的事。大不济还有“法”去管他，用不着那么多判官。

随着“爱”开始淡化为个人之间的事，我们的社会就有可能变得不那么“多事”了。

寻“爱”不再是简单的郎才女貌

这10年来，择偶标准的变化戏剧般地表现在“高仓健”身上。

一个时期，许多青年报刊和妇女报刊登出了“寻找高仓健”的文章。中国姑娘一窝蜂地，突然对一个日本男演员感起兴趣来。东洋那个并不英俊的男人，竟会在当今中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

多少年前，贾宝玉曾是女孩子们所钟爱的，而现代姑娘却讨厌那种奶油脂粉气。她们推崇一种力度。

中国男人的力度哪里去了？这又是一个要讨还的话题。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深刻的话：“‘文革对男人的摧残比女人大得多。”何止“文革”！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不是如此。当代中国确实产生过彭德怀同志那样宁折不弯的铁汉，结果怎么样？折了！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前些年，就是“陈世美”三个字也令男人们惴惴不安了好一阵子。心灵扭曲了，棱角磨没了。女人尚可躲在家中（在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中，她们总是那么楚楚可怜，让人大动恻隐之心），而男人呢？他们却无处可躲。适者生存，他们只有软下来。中国的“男性”，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而中国的女人呢？西方一些国家的妇女权利，是她们通过妇女解放运动苦苦争来的；而中国妇女的权利，是新中国一建立，便拱手送给她们的。她们和男人同站在一个起步点上。男人们自惭形秽。不少人慨叹亚当的“全面退却”。

中国一个时期内缺少“高仓健”，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国男人不会甘于这副样子。君不见，海南热中，那些没有找到工作，宁肯在街头摆摊也不回头的大学生；那毅然弃官、丢下劳模头衔和身后一片议论，挑起一个民办研究所的胡小弟；以及那老山前线上的“梁三喜”们……中国男人也许少了那份冷峻，但却更大胆、更执著，感情也更丰富。

“寻找高仓健”的呼声已经过去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想起这段“空白”，都会有几分酸涩。

如果说在“高仓健”问题的演变上带有政治色彩，那么，这10年来，择偶标准的变化也突出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

《中国青年》曾发表过《征婚启事与58名女大学生》的文章，征婚者是个地道的乡下人，“34岁”，“因故离异”，眼下他是“宁波地区乡镇企业厂长，年薪万余元，宁波有楼房400平米，上海有私房60平米”，欲求“貌秀和善，高中以上文化，适合做秘书工作的未婚姑娘为伴”。征婚启事刊出后，3天便收到近400封来信，其中有58名女大学生。

应该承认，房子和票子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征婚者真正的魅力恐怕还是这农民企业家的竞争意识和奋斗精神。女大学生们直言不讳地说：“实业家”比“书呆子”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她们并不想躺在富裕的生活中坐享其成，当个吃穿不愁，依赖男人的附属品，而是想参与创造，共同开拓，在男子汉的事业中融进自己的学识和智慧。

应征者中一位26岁的姑娘，她是厂团总支书记，正在上夜大。她说：“一个农民企业家敢于到大上海来找伴侣，这本身就带有一种冒险，这也许就是我所追求的”。征婚者问：“你有没有想过我是离了婚的人？”那姑娘回答：“我知道，我还想尝尝当后娘的滋味呢。”征婚者又说：“我虽有房子，但盖房时借了一部分债。”这位姑娘干脆利索地答道：“如果我们一起奋斗，共同还这笔钱，这比坐享其成更有意义！”

这段对话与郎才女貌式的羞羞怯怯相比，是个多么大的跨越。商品经济的发展，全面地、迅速地再造着一代新人。

性，面临着骚动之势

亚当和夏娃曾在上帝的卵翼下安分了几十年，如今又有“骚动”之势。

——不少青年人不再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一种轻率。未婚同居、未婚先孕，在舆论上越来越不受到追究。

——街头书摊上，光明正大地摆上了《性知识手册》《性科学》《性心理学》等书籍，而为此慷慨解囊的大多是情窦初开的青年。一些中学和大学开设了性知识课、性知识讲习班；有关中国性问题的各种小说、报告文学比比皆是。

——那些完全摆脱了行政约束的个体户、经营承包户，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们中间已经出现重婚、纳妾等不法行为

一个开饭馆的个体户，原在某国营企业工作，捧铁饭碗的时候，还着实老实本分了一阵子，两口子恩恩爱爱。1988年辞职干个体后，心就野了，和饭馆雇来的一个农村姑娘粘在一起，连家也不回。一年多时间，那姑娘就作了4次人工流产。

更有一位财大气粗的个体户，一年换一个老婆，每离一次婚，便给女方1万元。

……

有人认为近年来青年人对性的随便程度已经构成了一种性铺张。也有人认为，中国青年在性观念上的解放程度还远远不够。两种观点，无须在此评说。“骚动”二字不完全是个贬义词，它有着更强烈的问题色彩。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这一代青年的观念中，性与政治的牵连越来越少；道德对性行为的约束力越来越有限；随着避孕法的广泛普及和社会化商品生产所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不少青年人开始把性和婚姻区别开来。

这些问题已够我们的社会学家研究一阵子了。事情常常是这样：当我们的社会学家还在为婚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符合不符合现有道德，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新的社会问题又冒了出来。难道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当个道德判官吗？能不能在这些方面作些预测和预见？能不能在新问题刚刚冒出来的时候，拿出相应的办法？

一位青年律师呼吁：简单的说教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要把事实和科学摆在人们面前。愚昧只有在科学面前才会打败仗，除非不让科学说话！

爱的松动和推进，有着极为广泛、丰富的内容。本文仅就引人注目的几个侧面作个粗略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