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景石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三时，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口衔烟斗款步走下“巴丹号”飞机舷梯，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从这一刻起，命运似乎注定了大和民族已别无选择，只有当一个“好的战败者”(GoodLoser)；而经济上是毫无指望了，或如占领军的经济学家爱德华·阿克曼博士的令人沮丧的结论：在今后三十年中，日本只能维持仅够生存的水平。这是战后日本经济史悲喜剧最初的一幕，正象这本《现代日本经济史》的第一章是《占领》一样。

改革：美国理想在东方的实现

从日本帝国崩溃之日起，到温斯敦·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前后，美国人似乎专心致志于根据波茨坦宣言的正义精神来实现自己的民主主义理想。改革是在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因素和曾是法西斯的温床之一的东方一隅展开的，不能不令人担忧，然而并不，改革的成功是空前的。所有充斥着军国主义思想动机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被取缔了，人数多达二十万之众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被褫夺了，一切压制思想、宗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被废除了，大部分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犯被释放了，皇室财产被冻结了，财阀被解散了，土地归农民所有了，制定了保护工人权益的各种法律，妇女获得了同男人一样的权利。改革如此激烈，以至美国最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认定救世主麦克阿瑟表现了一种“突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改革的成功在许多方面竟使日本人走在美国人前面实践了美国理想，并不是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富于理想，仅仅因为改革是美国人强制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都有其制度上的成果，但最重要的成果则是通过了新宪法和有关立法、实现了议会制民主和形成了现代市场竞争机制。

经济改革是基础性的，虽然仅仅有经济改革并不会在日后造就一个民主制度和经济大国。经济改革往往被称为“三大民主改革”，是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史的起点。

土地改革日本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向来奇特。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村里自耕农占绝大多数，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地主阶级。“地税改革”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创造出一个地主阶级，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了农民苦难和农业衰败的根源。美国人占领日本后立即发出“解放农民令”，意在打破奴役农民的经济桎桔，保障从事耕作的农民有超过现状的、享受其劳动成果的“均等机会”。接着就是土地改革，首先由国家强制征购不在农村居住的地主的全部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地主的超过自耕以上的土地，然后廉价转让给农民。征购实际上是用战前价格支付的，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下，这等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日本的地主阶级一夜之间归于灰飞尘灭，不复存在。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加深了经营分散的程度，自耕农又一次成了绝大多数。

解散财阀财阀是东西方经济制度的混合物，它们的统治者有的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富贾巨商的子孙，有的则是明治维新后的暴发户的后代。封建家族式的统治使这些东方财阀更加野蛮和残酷。美国人坚信财阀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力量，它们使日本的一切征服和侵略成为可能，只要不解散财阀，日本人就不能指望作为自由人实行民主管理。根据占领军解散财阀的指令，解散财阀的中枢机构控股公司，勒令财阀家族及忠于他们的企业领导人一律辞职，拍卖财阀家族及其所属公司持有的全部股票。公开拍卖的股票规模如此之大，以至无人能接受他们，于是大量的股票就成为公司自己的股份，法人占有制代替了自然人的财阀家族占有制。

劳动立法工会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其后在欧美获得了普遍的发展。但是东方的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太晚了点，跨越自由资本主义而一下子跌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民主和力量微弱的工会一道被军国主义扼杀了，到战争结束时一个工会也不存在了。东方无产者比西方无产者更悲惨。作为民主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后首先颁布了《工会法》(一九四五)，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和团结的权利在日本第一次得到了公认，随后又颁布了《劳动关系调整法》(一九四六)、《劳动标准法》(一九四七)，日本人称为“劳动三法”。日本的工会组织形式，与西方的跨企业的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迥然不同，日本的工会是纯粹的企业工会，它只关心本企业工会成员的利益，并且以集体主义的温能把处于同一“命运共同体”二极的厂方和劳工有效地协调起来。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威廉·大内在对比了美国和日本的企业管理机制后，发现仅仅是由于缺乏日本企业的这种集体主义的整体协调，才使得精明的美国人的生产率瞠乎日本人之后。

政策：李斯特的幽灵与日本的供给管理

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说“我们日本没有哲学”，仿此，日本经济学家大概会说：“我们日本没有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本是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日本人象输入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任何东西那样输入西方的经济学。

日本人开始输入经济学，是在西方殖民势力东渐、幕末风云紧急的年代。输入工作是由一批洋学家们进行的，他们中有在日本思想史上非常有名的福泽渝吉、西周、加藤弘之等人。最先输入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由于他们能深刻领会“看不见的手”的意义而对经济自由主义一往情深，毋宁说他们在根本无法懂得经济学的实质的情况下，相中了其中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和伦理原则。虽然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冲破日本封建主义的束缚作出了具有启蒙意义的贡献，但是对维新后的日本却是有害的，完全的自由放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农业危机和国际收支恶化。幸亏这时经济学的输入工作不再由洋学家而改由专业经济学家进行了，他们迅速发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说将导致不同的政策主张，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于是保护主义经济学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取代了英国人亚当·斯密。

李斯特是一位爱国者，他满怀忧虑地看到在经济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自由贸易正在吞噬他那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的祖国。于是李斯特这位经济民族主义的传道士对斯密这位经济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展开了激烈的攻击，尽管他们在政治观点上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李斯特指责斯密及其学派的“世界主义，宣称它忽视了民族的利益；他也非难斯密及其学派的价值论，声称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重要得多。这种李斯特体系的政策主张是：处于工业发达国家自由贸易威胁中的德国年轻的工业必须受到来自国家政治权威的保护；为了加速发展德国的生产力，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李斯特的学说博得了日本人的高声喝采，《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时成为日本经济学家的圣经。在日本人继续输入了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之后，李斯特的学说连同德国的历史学派在日本的经济学殿堂里隐退了，但李斯特的幽灵却始终徘徊在日本经济学家的潜意识中，并且成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思想源流。

战后，风靡日本的经济学说又换成了凯恩斯主义。但是，令人非常怀疑凯恩斯主义根本没有象在西方国家那样成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在战后恶性通货膨胀足以摧毁日本社会的紧急关头，后来曾任过二个月首相的财政大臣石桥湛山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声称当前最大的危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为此需要财政赤字和增发货币！据说这是因为日本的通货膨胀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凯大人早已说过，只有在充分就业、没有闲置设备的情况下才会有真正的通货膨胀，而日本不是有庞大的失业人口和大量的闲置设备吗？不难想象，石桥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更剧烈的通货膨胀面前失败了。代之而起的则是日本本土的产业政策。

就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这一点而言，产业政策与凯恩斯主义政策殊途同归，但在干预方向上二者却分道扬镳了。凯恩斯追求的目标是充分就业的均衡，可是他不幸地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通常的情况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在市场机制不足以自动调节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时，他就鼓动政府诉诸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来对付那个造成一切恶果的顽敌：需求不足。日本人并不比凯恩斯更幸运，他们那里存在着另一个顽敌：供给不足。这是日本政府选择了产业政策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原因所在，相应地，战后日本的宏观经济管理的中心内容是供给管理而不是需求管理。在这一点上，拙于理论的日本人仿佛又成了八十年代才在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的先驱。

日本的供给管理是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进行的。产业政策的基本方向是作用于国民经济构成的总供给方面，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总供给的调节，而是通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有选择的重点配置，形成了一个以高效益增长结构为其动态模式的供给结构，从而衔接了总量增长与结构演化的关节，导致把对总供给的调节深化为对供给结构的调节。另一方面，符合一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供给结构的形成，涉及到物质技术生产条件的变动，因而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构筑了森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决不许外人插足于国内市场，李斯特的幽灵作祟，使日本的产业政策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日本经济学家在穿凿拆解输入的经济学方面表现了出色的才能，但却始终未能创造出一种本土的经济学，这就使本土的产业政策甚至得不到理论的解释和承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琼·罗宾逊夫人发表了“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著名讲演的同一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了关于它的十四个成员国的产业政策的调查报告，日本人创造的产业政策反而走向了世界。

过程：步入现代经济社会的三部曲

战争结束时，日本列岛几乎化为一片废墟，剩下的唯一财富大概就是在日后缔造了一代繁荣的日本人了，但当时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继续生存下去的基本需要支配了他们的全部意识和行为。日本的历史有如日本的河流，短而湍急，三十几年过后，日本人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并伴随着他们创造的经济奇迹使人们刮目相看，尽管他们的内在气质与艰难的岁月以至更久远的历史一脉相承。在这一并非漫长的期间，他们历经了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在百分之十以上的光辉时刻，象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之对英国人一样，昭和天皇时期的后半已铭刻在整个民族的记忆中。持续的高速增长已大大改变了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从一九四五年的二十美元童话般地跃到一九八0年的一万二千美元。善于用二维空间曲线表达思想的经济学家们，现在感到很难描绘出这样一条几乎起于零点的增长曲线了，假如没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们帮助的话。

在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史时，可以发现与国民收入增长轨迹同步沿伸的另一条轨迹，它表明了现代经济社会形成的过程，可以肯定，与总量增长过程相比，这一制度演化过程的意义并未稍见逊色，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重要。

从战争经济到和平经济军国主义的失败意味着和平经济的到来，但战争经济的崩溃却造成供给绝对不足。由于战前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极度片面的发展，战后日本的供给制约是双重的，既是总量短缺的制约，也是结构瓶颈的制约，因此完成供给结构类型的转换就成为从战争经济过渡到和平经济的第一个命题。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供给结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一定条件制约下的最有利于民族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供给结构类型可能是唯一的，这时政府在宏观战略上的结构选择就非常重要了。在战后第一次供给结构类型转换时，日本政府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以现代技术体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供给结构，这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是一个冲击，根据这一模式，日本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经济学家们曾为此大大争吵了一番。后来证明日本的选择是成功的，它孕育了现在日本强大的供给能力。

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除非市场的经济学意义在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否则市场的政治学意义就不会在政治生活的实际过程中得到广泛承认，战前日本的悲剧可以部分地从这里得到解释。所以从统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是日本步入现代经济社会关键的一跃。一九四九年初，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作为总统特使抵达日本，使命是为动荡不安的日本经济寻找一条出路。这位浸入骨髓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奉者指责了沿用自战前的统制经济政策，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实现日本经济自立，必须使企业摆脱对政府补贴的依赖，通过自由竞争发展生产。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一种后来被称为“道奇计划”的措施，一举消弭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当然萧条也就随之而来，使日本政府叫苦不迭。但道奇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强烈的，到一九五二年日本政府废除和撤销了有关统制经济的法律和机构，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此相适应，宏观经济管理也由直接控制模式转变为间接控制模式。

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日本列岛资源贫乏，再生产过程只能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相依为命，进口原材料——出口加工制成品这一基本的循环模式连续不断地运行，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现代日本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封闭经济”。但是，日本人在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国际竞争能力之前，确是深沟高垒，严格限制外国同类商品和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市场。这就难免遭到来自国外的指责和恫吓，于是深恐报复的日本人屈服了，其实是他们对自己的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已有了信心，首先于一九六0年开始有选择地开放国内商品市场，叫作“贸易自由化”；一九六七年又开始分阶段地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叫作“资本自由化”。又越数年，当日本人声称他们已生活在开放经济体制中的时候，日本已长驱直入世界市场，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强悍的角斗士了。至此，日本完成了步入现代经济社会的三部曲。

“我们不采取宿命论的态度，即不把历史看作只是过去不可避免的一个归宿，而是在各个时期有若干选择的可能性。”(《现代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1页)这是本书作者的信念，战后日本的崛起证明这种信念对一个民族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命运和历史一样，是人选择的结果，从而是人创造的。

(《现代日本经济史：战后三十年的历程》，〔日〕饭田经夫等著，马君雷等译，中国展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3.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