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钧尧

面对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热烈争论，我时常有着这样的困惑：什么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职能？

诚然，人们尽可以根据对知识的占有或受教育的程度来划分知识分子。但是，如果承认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具有最低限度的知识，那这种划分似乎就难以成立。人们也可以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作为区分知识分子的标准。不过，假如懂得任何一种劳动都包含着体力和脑力的消耗，而现代社会的生产劳动日益需要体力和脑力的结合，那这第二种标准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曾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葛兰西最早注意到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中的这种矛盾。他于囹圄之中写下的《狱中札记》就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讨论了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职能问题，被英国当代社会学家艾伦。斯温哥伍德称之为“对现代社会的社会学作出了一个最有意义的贡献”。(《社会学思想史》，一九八五年英文版，第211页)

葛兰西认为不应根据知识分子本身的性质(如受过教育、具有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等等)而应根据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来划分知识分子。他认为，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差异不在于劳动性质不同，因为任何人类劳动都不可能不包括“智力干预”；同样，企业家就其劳动性质说来，“应该具有智力性的熟练程度，可是企业家的社会面貌，不是由智力性熟练程度所决定的”。因而，他认为“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直接的社会作用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肯定说，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第421—422页)

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能呢？葛兰西认为，它包括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的任务，具体地说，就是联系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特别是联系最重要的社会集团，组织、领导和管理上层建筑。这种社会职能决定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定义及其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它与其他社会集团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决不是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关系”，知识分子阶层“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综合，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第424页)

同样，根据所执行的社会职能和智力活动的内在内容，知识分子阶层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处在较高层次上的“是各种不同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创造者”，处在较低层次上的“是已经存在的、传统的、前此积累的知识财富的‘管理者和推广者。”(第425—426页)

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虽然和某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有关，但它一经形成，成为调节和联系各不同社会集团的“中介”，知识分子阶层就不属于某个或某几个社会集团，而只属于整个社会。因而它应是相对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独立阶层或社会集团。

葛兰西虽然没有详细阐述知识分子的同一性和意识应包括哪些内容，但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从劳动活动形式上的实践，推进到科学的实践以及历史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就仅仅是一个‘专家，而不是一个‘领导者。”(第423页)同样，没有这种世界观，“谦逊的教员能够使他的学生成为更加知识渊博的人，但他不能使学生成为更有文化的人”。(第447页)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至少具有这样几点独到的意义。第一，它摒弃了依据所谓“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界定知识分子的方法，而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直接的社会作用方面来考察知识分子的地位。其次，它强调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相对独立性，即联系不同社会阶层或集团的“中介”特征。最后，它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同一性和意识，不仅作为有“知识”和“技术”的人，而且作为具有“文化”和“思想”的人担负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

如果说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视角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那他的同时代人，以创立“知识社会学”闻名的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则从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方面对同一问题作了论证。

曼海姆认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某一社会集团可以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深刻地认识历史和现实，从整体上把握真理。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认识必然和阶级利益相联系，并且否认真理的认识从属于某个阶级(如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在曼海姆看来，历史过程本身具有局限性，它限制了一种观点在与对立观点的冲突中而得到纠正；因而需要从把握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对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综合，而这一任务只有一个特殊的、它本身并不具有或从属于特殊阶级利益的社会阶层才能承担。这就是知识分子阶层。

曼海姆认为，现代社会广泛的民主化进程使得知识分子能够从受国家机构的庇护并对它依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阶层”；它不依附于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是一个相对无阶级的阶层。它在智力上是“自治”的，在结构上是开放的和民主的。它并不具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观，但它所处的“边际性的社会地位”使它能够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问题，通过“批判的对话”从不同角度参与社会实践。因而，曼海姆认为，“这些不属于任何集团的知识分子是典型的起倡导作用的哲学家、理论家；他们可以为他们可能碰巧参加的政治事业寻求理论支持，但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不受任何事业的约束。不过他们对一切政治和社会思潮都具有一种极其敏感的意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英文版，第126—127页)

虽然曼海姆和葛兰西的视角很不相同，但他们两人的知识分子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重迭的。曼海姆更为强调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作用，特别是把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怀疑和批判看成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社会职能。在某种意义上，曼海姆的“知识分子”已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而成为社会道德、良心和正义的监护人。

兴起于六十年代西欧学生造反运动的新左派，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直接继承者。虽然新左派过于激进的批判理论被不少人看成是异端邪说，除马尔库塞之外，新左派的其他思想家似乎在东西方都受到冷遇。但我却以为，新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批判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先驱者浅薄。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就是反映新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著作，该书汇集了马尔库塞等人的六篇论文。尽管全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最吸引我注意的还是新左派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

在新左派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因而有必要把阶级意识和知识分子的理论加以重新探讨。首先，“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衰退”(第84页，19页)，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已不取决于由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利益的对立。第二，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政府不仅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和干预，而且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第三，很大一部分“职业科学家”即技术型知识分子，已被国家机器所吸收，成为技术官僚，他们“不仅在物质生产过程，而且也在越来越科学地控制消费和生产关系的过程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人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教育等方面的机器，受到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识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统治制度的控制”。(第88—89页)第四，现代科学中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使“知识界异化于自己固有的普遍目标和价值”，(第77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反而使得“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第128页)

因而，新左派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发起“意识形态的革命”方面的特殊作用，认为知识分子“是新思想的当仁不让的负荷者和传播者”。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曼海姆“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概念，认为不能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简单地和某个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新左派特别强调，应该把技术型的专家和知识分子相区别。“因为这些专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只对一定的任务有反应”，“不需要把真理作为整体加以研究，而只需要研究部分真理；他们研究的不是伦理问题，而只是技术问题。”(第31—32页)所以，在新左派看来，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专门领域内“只停留在部分知识的水平上，停留在解决一个专门问题时正确运用一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的水平上”，那他就只是一个“专家”而不能算是“科学范畴内的知识分子”。(第76—77页)

在新左派看来，知识分子“有一种责任特别重要：即批判地考察人们的生活”。(第38页)如果仅仅以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对待科学，把感情、情趣、价值观念等因素统统排除在知识范畴之外，那么知识和知识分子就会成为被统治阶层所利用的工具，“社会就丧失了它的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从葛兰西到新左派的思想家，无疑对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作了有益的思考。联想到我国当前的“知识分子热”，我不由得思索起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相对独立的意识和地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知识分子阶层具有什么有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职能？

诚然，人们对此可以列举许多。但我以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意识和职能莫过于是社会批判的意识和职能。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贬褒不一，但我却一直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批判精神。

遗憾的是，进入现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却淡化了，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被阉割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被看成是附在“皮”上的“毛”，否认他们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在革命的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歌功颂德、为现有的政治制度寻找理论根据似乎就成了知识分子主要的社会职能。

另一方面，由于当代科学的细致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以及社会对纯实证知识的需求，一些人正在成为如葛兰西所说的“没有一定世界观”、或如新左派所说的“异化于自己固有目标和价值”的技术型专家；我们的学校也正在培养一些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才。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现象。

今天人们似乎已很熟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但我却始终有些疑惑：社会是否还应尊重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权力？汤因比《历史研究》研究了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历史，他把文明衰落归因于“挑战的过度”、“创造能力的衰退”等等。但我总以为，世界上很多文明，如希腊罗马文明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丧失自我批判、即否定自身的能力所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之一就是自我批判意识的丧失。当我们面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起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呢？是否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能力仍使它还保存着活力呢？同样，面对我们的落后，我想人们也不会怀疑，如果我们昨天能够鼓励，哪怕是容忍而不是压制主要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批判，我们国家的处境完全有可能比今天要好得多。

著名人道主义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弗洛姆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首先是值得知识分子深思的问题：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的今天，人类自身面临着怎样的处境？人类在摆脱了神权的、宗法的和愚昧的精神束缚之后，是否又正在沦为所谓科学、技术和理性的奴隶？当上帝、神、祖先的幽灵和古代的禁忌被从人类万神殿驱逐之后，是否又被代之以对科学、技术和理性的崇拜和迷信？

面对人类这样的处境，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直接创造者和“占有”者，知识分子无疑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责任：他必须要把自己的活动与人的存在、与人类普遍的价值目标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新左派关于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区别，关于知识分子不仅要研究技术问题、而且要研究伦理问题，不能没有价值方向的观点，更能深刻地揭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使命。也同样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参与意识，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而且还要有超越意识，即超越理性范畴之外，从人类存在的道德本体意义上批判地审视科学、技术、理性的价值及其在人类存在中的地位。

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毫无疑问，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他需要创造性地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造福。但是，他是否同样清楚地意识到他还肩负着批判地考察社会和人类全部生活的责任？——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