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连

我相信任何卓越的理论都是一个简单事实或原理的发现，《分享经济》一书结论就是如此。一九八四年，美国经济学家马丁.L.威茨曼出版的这部著作，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实业界引起了震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署名文章，称赞该书提出的思想是“自凯恩斯理论之后最卓越的经济思想”，甚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该书锋芒所向，直指当前西方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停滞膨胀，提出了一项据说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

近二十年来，西方经济陷入了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率周期性交替出现或同时发生的困境。面对这种局面，后期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继续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与干预；然而，《分享经济》的著者则认为，停滞膨胀“与人们对运用凯恩斯政策及其它人道措施来帮助经济不稳定时期的失业者和破产企业抱有厚望有关”，所以，凯恩斯主义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可能将问题进一步恶化。他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出发，分析了停滞膨胀产生的原因。他说：“停滞膨胀不是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本身固有的特征。确切地说，它产生于一种特殊的劳动支付方式”，即工资制度。在他看来，美国(也是西方)经济的工资合同中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方式是稳定的工资和不稳定的就业。一旦工资稳定下来，厂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对需求变化作出的反应是在产品的数量方面，而不是在价格方面。当总需求萎缩时，厂商必然削减产量，维持价格，这样就造成工人普遍的非自愿性失业。但是现代西方混合经济中人道的就业政策，广泛的失业保险，“使一个不允许转向通货紧缩，但可以自由转向其他方面的棘轮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于是，就产生了停滞膨胀。

因此，威茨曼认为，“我们当今的主要经济问题，从本质上看不是宏观的而恰恰是微观的行为、制度和政策问题。……当务之急是改善刺激结构，以便诱导厂商进行更好的产出、就业和定价的决策。”他指出：“停滞膨胀最终解决需要通过改变劳动报酬的性质来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要选择一种报酬制度，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他认为这种制度就是分享制。

威茨曼将资本主义支付劳动报酬的形式分为工资制度和分享制度。工资制度指的是“厂商对雇员的报酬是与某种同厂商经商甚至同厂商所做或能做的一切无关的外在核算单位(例如货币或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而分享制度则是“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商的指数(譬如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这样，工人与厂商在劳动市场上达成的，不再是具体规定的单位时间工资这种合同，而是在经营收入中各占多少比重的协议。

从静态均衡经济状态来观察、工资制度和分享制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从动态非均衡经济状态来看，分享制度比工资制度有更强的返回均衡的驱力。威茨曼认为，工资制度下，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而分享制度下，劳动的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对厂商来说，追加的单位劳动的边际价值超过边际成本。因此，每一个厂商都愿意雇佣尽可能多的人手，以增加生产。当然，从单个企业看，企业产量和就业水平的上升，价格和人均收入降低，会使工人报酬减少；但全部企业转向分享制后，经济系统会产生一种平衡扩张效应，使人均收益和劳动补偿趋向稳定。分享制和工资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地吸收失业工人、增加产量和降低价格的内在冲动，它在任何时候都能使经济保持就业上的均衡状态。同时，因为提高价格对企业来说，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所以，分享经济比工资经济具有更小的通货膨胀倾向。

《分享经济》一书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探讨，虽然有些观点限于篇幅，论述得不够，但它的结论无疑是重要的。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分享制度有对劳动过剩需求的‘强煮性质，这使它成为停滞膨胀或通货膨胀的顽强天敌”。通过反“滞胀”，还使分享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威茨曼认为，资本主义在向顾客提供自由选择消费品方面，是有相当成就的；但是在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却有一些“非常丢脸”的事。同时，他也看到了苏联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现象恰恰相反，国家为人们提供了充分就业和舒适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商品匮乏，“买主不得不扮演殷切的求婚者的角色，以求得到卖主的青睐”。他希望市场经济既能保持丰裕的商品供给，又能达到充分就业。而分享制在形成产品的买方市场和劳动的卖方市场方面，尤其是后者，它有可能“使厂商象热心争取尽可能多的顾客一样去聘用更多的工人”，确实是荟萃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两种制度的一种新招。

(《分享经济》，〔美〕马丁.L.威茨曼著，林青松、何家成、华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一版，0.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