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洪治

抗战爆发前一两年风行于我国诗坛的现代派诗歌，是新诗发展浪潮中的一条值得重视的支流。现代派出现之前的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两年间，“作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杜衡《望舒草·序》)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活动。他不满意于这种流行的狂叫式的诗，却对李金发等人象征主义的诗作发生了兴趣，结果，他选定了象征主义的诗路。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了李金发诗歌的晦涩神秘，借鉴了法国魏尔伦等象征派诗歌的优秀特征，开创了境界具体，语意明朗的一派新诗。“现代派”这个名称，得自一九三二年施蛰存在上海创办的《现代》杂志。这个杂志的创刊，也就是一些作家作为一个流派已经集结在一起的标志。与上海的《现代》遥相呼应的，是卞之琳在北平编的《水星》杂志。到一九三六年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杂志出现的时候，现代派的诗潮已遍及大江南北，众多的诗人和大量新鲜优美诗作的涌现，使此际的诗歌创作，成为新文学运动以来，诗的一个“狂飚期”。

现代派诗歌的出现，使新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更为丰富，使新诗的表现力得到了加强。但是，现代派的诗人们，对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却取逃避的态度。戴望舒《我的素描》一诗中，有这样两节，最足以说明现代派诗人的精神境界：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但在悒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

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

诗中所表现的这种寂寞复徨，忧烦复悲哀，沉郁复厌倦的情绪，不仅是戴望舒诗的竖琴上，所经常奏鸣的曲调，而且也是所有现代派诗人，所反复咏唱的主题歌。躲在象牙之塔里的诗人们，所注重的只是个人，只是个人的忧郁与痛苦，愿望与追求。他们既对社会政治生活缺乏兴趣，其作品就不可能直接反映历史事件、时代的风云。这就限定了现代派诗歌“小处敏感，大处茫然”(卞之琳《雕虫纪历》)的思想特征。但是，由于现代派诗人能够对个人心灵的空间作高度的体验，自由的进行创造性思维，遂使现代派诗歌在情感与经验的表现上，在心灵的抒写上，亦即在诗艺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派诗选》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派诗歌较多地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象征主义和后象征主义的影响，艺术上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它抛弃了直抒胸臆的写法，采取一种暗示和隐喻的方式，间接地表现诗人内心的情思；它反对触景生情地、即兴式地、切近地表现感情，而往往是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对自己的感情进行一番客观的观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意象，从而使情感的表现更加深刻而含蓄；它不合逻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读者的感情不会跟着诗中的旋律而大起大落，读者的思想却不能不随着诗中的意象作深入的思考。现代派诗歌这些明显的特点，固然是诗人的创作方法所决定的，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却是诗人们特定气质的体现。戴望舒认为：写诗，既是表现自己，也是隐藏自己，是诗人隐秘的灵魂的泄露。总之，现代派诗歌以其象征和联想的运用，知性和感性的融合，诗体的自由，和内容的丰厚含蓄为特征，诗中多表现诗人深沉的玄思，微妙的意境，和细腻的感触。但是，这样一些艺术上的特点，也给现代派诗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使它不大能够表现民族和时代的广阔画面，但现代派诗歌的出现，毕竟使我们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外，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品种。抗战爆发后，走出了象牙之塔的诗人们，在人民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努力提高诗歌作品的现实性和思想性，遂使现代派诗歌发生了蜕变，经过艾青和“七月”诗派的创作活动，现代派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终于成为新诗的一大主流，从而对新诗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鉴古可以知今。五十多年前盛行于我国诗坛的现代派诗歌，虽然算不上怎样的“古”，可是，当年曾大放异彩于诗坛的现代派著名诗人们，如番草、路易士、陈江帆、侯汝华、蓝星、李心若等的名字和诗作，已不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熟悉。为了将这些明日黄花重新发掘出来，使广大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获得赏鉴当年那种“嗅之馥郁的文化的景气”(《现代派诗选·前言》)的机会，编者蓝棣之同志，从现代派的主要刊物和集子中，精选该派代表诗人的代表作品三十一家，凡二百五十余首，编成了这本《现代派诗选》。所选作品具有较好的艺术水平，和流派的代表性，大体显示出了诗人们各自的创作特色，和现代派诗歌共同的艺术风格。读者既可以从中读到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也可以细加品味那些如梦如幻，如画如乐的“朦胧诗”。

(《现代派诗选》，蓝棣之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2.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