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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原朔太郎象征主义诗学略论

2017-01-05王伟伟

关键词:象征主义意象

王伟伟

摘 要:荻原朔太郎是日本近代象征主义诗人,被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开拓了日本近代诗的地平线。病态、疼痛、神经质、关系意识障碍、疯狂、颠倒、极度的挣扎都是荻原诗歌最显性的特征。浓郁的诗情,纷繁的隐喻与符号又构建了荻原朔太郎独特的象征森林。其第一部象征主义诗集《吠月》用最朴实的语言凝视内心之情感,牢牢抓住感情神经,通过对韵律的把握,提升诗歌的艺术感染力。韵律是诗歌的生命,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说荻原朔太郎的诗歌是“脱近代”的,在日本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荻原朔太郎;意象;内部韵律;象征主义;日本近现代诗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53-03

荻原朔太郎(1886-1942),生于日本群马县前桥市,被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开拓了日本近代诗的地平线。著有《吠月》《青猫》《冰岛》等多部诗集、小说《猫町》以及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诗的原理》。其诗歌脱出时代局限,创作意识与手法颠覆了日本传统诗歌创作思想和审美方式,打破了当时新诗创作中和歌“姿”意蕴残留的局面。作为象征主义诗人,其诗歌从文本到内涵、意象可以与西方同时期诗歌比肩,在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病态、疼痛、神经质、关系意识障碍感、对自然的隔绝意识、疯狂、颠倒、极度的挣扎都是荻原诗歌的最显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浓郁的诗情,纷繁的隐喻与符号又构建了荻原朔太郎独特的象征森林。北原白秋曾在为《吠月》所做的序言中评价其为异常神经与情感的所有者,犹如饱含忧郁香水的剃刀。有多首诗歌被选入日本国语教材,在日本家喻户晓,传诵度极高。可见,荻原的诗歌世界具有变幻莫测的多重魅力。

《吠月》作为荻原朔太郎的处女诗集发表于大正6年(1917年),也是其第一部象征诗集,共收录诗歌56首,是一部追求诗的纯粹性,执着于自己固有情感和感觉,充满想象力与紧张感的自由口语体诗集。诗人将语言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通过内在音乐性传达思想与情感。它的问世在日本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官能的神经的战栗”“近代的孤独”“富于音乐性的诗歌语言”,可以说建立了日本近现代诗歌不灭的金字塔。明治40年到大正初年是日本“近代诗”的分水岭,标志着现代口语诗歌的确立。诗人菅谷規矩雄曾说:“蒲原有明、岩野泡鸣进行了艰苦的尝试,但为何屡遭挫折。而朔太郎的《吠月》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近代诗向现代诗过渡的突破口。”[1]《吠月》的文学价值及在日本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贡献可见一斑。

本文试以朔太郎的首部象征诗集《吠月》为中心,探讨诗人在意象、内部韵律及象征主义诗艺3个方面的诗学主张,并分析《吠月》时期诗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动机。

一、意象说

“意象是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通过意象可以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学心态与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中的民族性与时代特征。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呈现方式,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活、生命的体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诗人与读者主要靠意象交流情感,沟通心灵。”[2]《吠月》收录的诗作中的意象多为自然意象,包括植物类与动物类意象。如“竹”“菊”“猫”“犬”“贝”等,也有爱情类与抒怀类意象。这些看似老套陈旧的意象载体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森林里,被赋予新的生命,喻意和意韵也与古典和歌、汉诗相去甚远。正是这些陈旧却崭新的意象造就了荻原朔太郎象征主义之大成。

其中,《竹》及《竹和它的哀伤》象征诗组最负盛名。“竹”是荻原朔太郎诗歌创作生涯中跨度最长的主题,这一题材的作品也多次被日本高中国语教材所选用。诗作中的“竹”将荻原朔太郎的心理表象化,“竹”诗群通过“竹”这一植物意象诉说生命的某种疼痛。对自然的感受、理解力与感受方式是明治时期诗歌意识中尚未发现的,具有超前性。

竹子长在发光地面/长成一棵青竹/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

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严寒更显威武/竹子长在蓝天下/长吧 竹啊竹(罗兴典译)

“竹”意象属于植物类意象,《吠月》又属于抒情诗歌集,此类诗歌属于意象抒情诗。“竹”意象在众多植物意象中被荻原朔太郎所钟爱和反复书写,其承载的抒情功能隐藏在此意象之后。诗人借“竹”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病态的神经战栗和感觉上的剧烈疼痛。诗人在诗中诉说的正是内心深处的痛苦、悲哀与近似战栗的神经劳作。因此,“竹”对作者来说象征着生命,让读者感知到一种非日常的竹子的形象,“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根尖的纤毛象征着敏感纤细的神经,宛如诗人的神经像纤毛般鲜活可感,传递出来自生命内部最直接的情绪与感觉。荻原诗歌作品中呈现的疼痛的病理特质,与其疯狂的颠倒的、超越性的挣扎,是一种超越了近代的视角,其诗歌比之后的绝大多数的现代诗人的诗歌都要生动,更具现代性。

诗歌通过地上与地下两个视角,营造截然不同的意境。地面上,“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地面下“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展现了诗人思想上截然相反的两极,一端通过“锐不可阻”“拔节猛长”象征着心中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如同“竹节”仿佛可以无限生长,直达天际。借竹的生长态势诉说其精神的向往与需求。而地面以下却是在无边黑暗中战栗着的,如同竹子根须般敏感纤细而又焦躁不安的神经,努力向光明伸出手臂,却又时常落入失望的深渊。

日本森林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对植物怀有亲切感的国家,“竹”也被诗人从古书写、吟诵至今,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收录了咏竹诗多达30多首,而其多承载着“闲寂幽雅”古典审美旨趣。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世界里,“竹”是一种神秘的意象。诗人将对人、世界的关系障碍与疏离感,通过染上生理上畸形色彩的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以丰富多彩的象征手法传达而出。“竹”深深植根于大地,外直中空,构成自我存在中心的空虚世界,其中却包纳了森罗万象之回响。诗人借竹节内部的“空”暗示自我精神世界与情绪的纷繁复杂。“空”中有情感的千种可能,万般涌动。在“竹”固有的“屹立于天地”的意象的基础上,诗人赋予了其病态、冰冷、幽森的意象。

变异性意象的生成是以客观物象为基础,经过主观想象的变异,完成客观物象的改造,是主体化意象中的一种。可见,荻原朔太郎诗歌中的“竹”是一种在原有物象的基础上改造后形成的一种变异性意象,成为诗人诉说“战栗的神经”“敏感”“焦躁”“不安”乃至“病态”的一种符号。诗人借意象化改变诗歌的思维与想象方式,用象征意象呈现暗示性,以多重性的意蕴空间,表现近代人的复杂生活与近代情绪,这在日本当时诗坛是一次较为深层的本体性的变革。

二、内部韵律论

受西方象征主义思潮影响,荻原朔太郎推崇内部韵律论(内在节奏论),即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诗歌是内心浪潮卷起的声波。诗人强调“双韵律论”,诗句的节奏与韵律,脱出诗歌本身无形的内心、情感的律动,是作为“内容的音乐”,不是形式上的音乐,而是感觉上的音乐。诗的韵律是指从人的内心深处涌动喷薄而至的内在旋律,是根本意义上的诗的动机。《吠月》时期朔太郎诗歌的一大艺术特色,在于贯穿于文本的情感与感觉上的律动。

然而,诗人并未因对内部韵律的推崇而忽略诗歌本身的节奏与韵律。语言不能表达情绪的地方还有音乐和诗歌。“由音乐与美术所代表的这样显著的两极的对照,是普遍于一切艺术之中,而成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东西的对照。即是,主观的一切艺术,是类属于音乐的特色;而客观的一切,其本质上则属于美术的范畴。就文学说,诗与音乐相同,是高扬着热情的,温暖的主观”[3];从这一论断可知,诗人认为音乐与诗歌本质是相通的,诗歌这种“主观”类属于音乐之特色,由此可见其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而诗人又精通音律,擅长演奏曼陀林,对音乐的热爱,在诗歌上体现为对韵律的追求。从另一角度来说,音乐诉诸听觉,绘画诉诸视觉,而诗歌诉诸于语言,语言的文本形式和文字载体只有诉诸于声音时,才能在韵律上倍增曼妙。一言以蔽之,诗人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追求及诗歌“内部韵律”的推崇并不矛盾,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吠月》及以后的诗集之中。

光る地面に竹が生え/青竹が生え/地下には竹の根が生え/根がしだいにほそらみ/根の先より繊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けぶる繊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ふるへ。

かたき地面に竹が生え/地上にするどく竹が生え/まっしぐらに竹が生え/凍れる節節りんりんと/青空のもとに竹が生え/竹、竹、竹が生え。(《竹》节选自《吠月》)

原诗在除第一、二两节第四句之外的每句韵脚均使用了“え”,即[e]音。(第一节尾句“へ”的发音与“え”相同)。诗中多处使用“生え”(意为生长)一词,意图用动词连用形的反复,营造出一种焦躁与不安的感觉。荻原朔太郎在多个诗作中使用“同语反复”的创作手法,通过反复来加强其音乐性与韵律感。在《吠月》序言中提到,“我内心的‘悲伤‘喜悦‘寂寞‘恐惧这些用其他语言及文章难以表达的复杂而特殊的感情,我通过自己诗歌的韵律来表达。可是韵律有时是难以进行说明的。韵律只有靠以心传心。能感知如此旋律的人才能与我促膝相谈”[4],可见诗人是“双韵律”论的提倡和完美执行者。

三、象征主义诗艺

荻原朔太郎在《诗的原理》第五章《象征》中提到:“诗精神之第一义感的东西,都是基调于此种宗教情操,所以若称此为象征,则一切诗的最高感,必定都是象征。”[5]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了这一主导精神,《吠月》之后的《青猫》等诗集都有浓郁的象征主义气息。

象征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与主张是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一方面要求诗歌有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另一方面要求表达诗人内在的“心灵的旋律”“灵魂的音乐”。荻原朔太郎的诗作在幻觉中构筑意象,具有极具暗示性的“神秘的内容”,用音乐性增加冥想效应。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兴起于西方,在被各国接受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该国固有文化传统与文学土壤的影响。象征主义在诗歌领域的成就最高,诸多伟大的诗人皆为象征主义大师。自20世纪初西方象征主义传到日本,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人对日本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荻原朔太郎的诗歌中明显可见对波德莱尔诗歌思想与象征理念的接受。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以幽暗、丑陋、病态”为美,建立的意象灰冷阴森,意境幽抑沉郁。在传入日本初期被以田山花袋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批评为“病态”“恶魔主义”“艺术至上主义”“颓废”,却丝毫不影响象征主义在日本文学、思想、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发展与渗透,影响直至今日。

《吠月》中收录的《危险的散步》《酒精中毒者之死》《青蛙之死》等诗作弥散着黑暗、阴冷、病态的气息,无不体现对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继承。关于朔太郎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沉醉,佐藤東洋麿在《日本近代叙情诗事情》一文中指出:“我们即使不曾耳闻朔太郎在《新情欲》中的直接告白,‘在鸦片吸食者的梦里,像波德莱尔样的人,总在苍白病魔的身影里梦游,在其反面的人格中隐藏着明澈如白昼般的理性,仅做想象既会痛心的现代的悲哀,我对波德莱怀有燃烧般的热爱。也可以感觉到他对波德莱尔的倾慕无处不在。”[6]

由此可见,荻原朔太郎作为推崇波德莱尔的日本近现代诗歌代表诗人,深得象征主义神髓,将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等象征主义的几大要素完美地糅合于诗作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其艺术成就是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

荻原朔太郎在诗歌意象的探索中,吸纳了象征主义的方法,实现了对古典审美意识的颠覆,古典传统美学中的幽暗意象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贫相的精神障碍。

诗人主张诗歌表达的目的并非为了情调的情调,也非为了幻觉的幻觉,更不是为了某种思想而做的宣传演绎,而是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重视诗歌的“内部韵律”,认为诗歌的真正韵律来自文本内部,是情感与感觉的律动;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接受与发扬,建立了其独特的意象繁杂、光怪陆离的象征森林,给人因“视”“听”“感”多层次的想象与感受的空间。《吠月》收录的诗歌脱离了华言丽语的堆砌,唯美意境的营造,不书风华雪月,不赋强说之愁。用最朴实的语言凝视内心之情感,牢牢抓住感情神经,通过对韵律的把握,提升诗歌的艺术感染力。韵律是诗歌的生命,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说荻原朔太郎的诗歌是“脱近代”的,在日本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菅谷規矩雄.诗的リズム音数律的イニする?蔟ト续编.东京:大和書房,1978.35.

〔2〕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文学评论,2005,(3).

〔3〕〔5〕荻原朔太郎.诗的原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09,291.

〔4〕萩原朔太郎.月に吠える.东京:角川文庫,1999.序言.

〔6〕佐藤東洋麿.日本近代叙情詩事情.横浜国立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1994,(1).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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